素食在中国有深厚的传统。《墨子》曰：“古之民……素食而分处”，孙诒让诂“素食，谓食草木”①。素食又称“蔬食”，如《礼记》云：“山林渊薮，有能取蔬食……野虞教道之”，郑玄注“草木之实谓蔬食”②。中国以及整个东亚的饮食皆以谷物和蔬菜为主，与西方以谷物和肉为主的饮食习惯有所不同。舌尖之上是对美的品味，舌尖之下是文化精神的倾向。中国古代素食传统饱含着动物关怀精神，是世界现代素食伦理的重要思想资源。 一、中国素食伦理学的建构可能 作为一种具有全球性影响的社会思潮，现代素食思潮诞生在工业社会，主张食用“源自植物的食物(可包含或不包含蛋类、乳制品和蜂蜜)”③。素食思潮的社会原因大致有二：第一，物质生活的足够丰富为人类反思饮食提供了可能性。素食观念古已有之(往往伴随着宗教而存在)，不过，如同饥饿时不可能考虑节食，食料匮乏的情境下也无从谈论素食。故而在古代无论选择何种饮食方式，宏观而言都是被动的妥协，不具有伦理性。进入现代工业社会后，生产力的高速发展使人类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物质条件对基本生存需要的束缚，人类在饱食之余开始思考饮食的由来与意义，素食从此才是出自理性的选择，方生成伦理的意义。第二，破坏自然引发的灾难为人类反思饮食提供了必要性。19世纪以来工业的高速发展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地球母体的自我修复功能，严重受损的自然以复仇者的身份闯入人类生活，给人类带来应对不及的灾难，生态和环境问题的严峻性使人类不得不重视起来。环境学研究发现，环境恶化与肉食品产业直接相关。④素食作为环境伦理中重要的子主题，其严肃性便日益突显乃至成为全球性思潮。 众所周知，饮食和母语一样，对于人的存在具有构成性意义，饮食习性与思想观念具有高度的同构性。在现代素食运动诞生以前，世界上绝大多数人都是全面膳食者。⑤彼时零星的素食者由于行为私人化，或作为少数群体局限于地域，其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现代素食思潮的出现，为原来的饮食观念世界展开了一个新的境域。自此，生态伦理不再仅仅是“我们”对环境自然的宏大叙事，而是内化成为每一个“我”直接面临的价值生活抉择。在个体最日常的饮食行为中，伴随着“吃还是不吃”的思索，新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在无声地逐渐生成。尽管这种抉择是私人性的，尚不具普遍的伦理规范力，但是，随着对未经反思的生活经验的重新认识，一种新伦理观必将成为生态哲学的未来重要面向，此即素食伦理。 素食伦理是生态伦理的一种生活化转向，它不仅仅出于关怀动物，也是出于对人的健康、环境保护、能源可持续发展、资源分配、社会正义、生命权利等多重主题的关切。素食伦理学试图解释的不仅是人与动物的关系，也是人与人以至人与精神之间的关系。素食伦理不等同于动物关怀⑥思想，后者未必得出不食用动物的结论。不过，当聚焦动物关怀这个主题时，素食伦理又比一般动物关怀的态度更为鲜明。因为在常识意义上，它间接地将人的生存与动物的生存对立起来，使道德关怀和责难在“困境”⑦中展开张力，其哲学思辨具有更剧烈的冲突性。 现代素食运动起源于19世纪的英国。⑧在近代中国，孙中山、伍廷芳、吕碧城、蔡元培、丰子恺等诸贤大力推广素食，对中国乃至世界的素食思潮均有创造性的开拓意义。⑨理论形态上，现代动物伦理学以1975年《动物解放》⑩的发表为标志；同年，以素食视角审视伦理思想的《嗜素：素食者心灵境界史》(11)亦始问世，从此素食伦理学逐渐形成并滥觞至今(12)。生命伦理学、环境伦理学领域亦就相关问题有深入研究，皆专章探讨动物关怀和素食思想。(13)当代中国学者对此主题亦有筚路蓝缕之功，无论是专注于动物保护、饮食思想研究，还是作为生态伦理学的一部分，都有可贵的探索。(14)在此背景下，素食伦理学正期待着一场激荡的新变革，立足于中国学术(Sinology)的素食伦理学呼之欲出。 本文聚焦“动物关怀”主题，从古代中国卷帙浩繁的文献中爬梳材料，以中国哲学为思想资源和框架，阐述素食伦理的哲学基础，尝试建构“中国素食伦理学”，并与源自西方的素食伦理思想交流对话。诚然，除了佛教、道教和摩尼教等宗教仪轨，在世俗层面的生态思想中，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并未提供有广泛影响力的素食主张。不过，这并不妨碍继承先贤关怀动物的精神而发展出中国素食伦理学的可能。(15)若今人能够不拘泥于文本字句而是重在领会精神，以“抽象继承法”“接着讲”，则古典精神在现代社会的背景下必将呈现出新的具体意涵，历史传统也方能成为民族传承和返本开新的文化资源。 二、古代文献关于动物的语法：使用、辨识和赋德 马克思深刻指出，“自然界……是人的无机的身体”，这包含两个含义，“首先作为人的直接的生活资料，其次作为人的生命活动的对象(材料)和工具”(16)。虽然整个自然界都是人的无机身体，但并非全部是人可以食用的对象，食物对象是人所认定为“生活资料”的这部分，即“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地交互作用过程的”(17)这部分。因此，对一种自然物的食与不食，首先决定于人对这种自然物的理性认知。故而，钩沉古代中国文献对于动物的认知，是探究古代中国素食伦理的首要之务。 在早期中国，《周礼》《尔雅》和《诗经》三部经典，分别集中代表了古代文献关于动物的三种语法：使用、辨识和赋德。 第一，《周礼》可能是早期中国动物资料最丰富的文献，重在说明如何使用动物。(18)书中记录了祭祀、食用、畜牧、制革乃至以兽骨制乐器等诸多用途，以职官分工的形式明细条目，如“腊人掌干肉，凡田兽之脯腊膴胖之事”(《周礼·天官》)，“圉人掌养马刍牧之事”(《周礼·夏官》)，“穴氏掌攻蛰兽……以时献其珍异皮革”(《周礼·秋官》)，等等。并以生活的需要“辨其名物”，如以祭祀的标准分类“天下之大兽五：脂者，膏者，蠃者，羽者，鳞者”(《周礼·冬官》)，以烹膳的标准判断“辨腥臊羶香之不可食者。牛夜鸣则庮，羊泠毛而毳，羶；犬赤股而躁，臊”(《周礼·天官》)，等等。第二，《尔雅》作为中国最初的辞典，记录了300多种动物，“是中国动物学最古老和较有系统的专书之一”(19)。书中辟有虫、鱼、鸟、兽、畜五类的动物专章，用以名实相应地辨识动物。诸如“二足而羽谓之禽，四足而毛谓之兽”(《尔雅·释鸟》)，“狼：牡，獾；牝，狼；其子，獥；绝有力，迅”(《尔雅·释兽》)，等等。第三，《诗经》近500次提到动物，多为有道德蕴涵和政治寓意的修辞象征，诸如熟知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诗经·周南》)，“风雨如晦，鸡鸣不已”(《诗经·郑风》)，“硕鼠硕鼠，无食我黍”(《诗经·魏风》)，等等，皆赋予动物以文化意蕴，以之作为特定的德性象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