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4-3160(2017)05-0022-06 法治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其要义在于一切社会主体都在法律的统摄之下，法律具有最高的权威，即法的至上性和普遍有效性。《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以道德滋养法治精神、强化道德对法治文化的支撑作用，实现法律和道德相辅相成、法治和德治相得益彰。习近平总书记也强调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强调法治和德治两手抓，两手都要硬”[1]，“法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内心的法律。法律和道德都具有规范社会行为、调节社会关系、维护社会秩序的作用，在国家治理中都有其地位和功能。法安天下，德润人心。法律有效实施有赖于道德支持，道德践行也离不开法律约束。法治和德治不可分离、不可偏废，国家治理需要法律和道德的协同发展”[2]。正确处理法治与德治的关系，是我国法治建设的重要内容，更是促进社会和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方面。 一、人治、德治与法治概念的澄明 首先，我们要澄清何为“人治”。对于“人治”，可以从两个维度予以解读。从广义的维度理解，“人治”等同于“人的治理”，肯定人作为治理的主体。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旨在于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让人们摆脱被奴役的地位，实现自我价值。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历史就是一部承认、捍卫人主体性的历史。人类的历史始终是由人所书写的，每一个体都受到一定历史条件的规定与制约，又撰写着所处时代的历史剧本。就此而言，一切以人为主体的治理和管理都可视为某种形式的“人治”。这种“人治”非但不与法治相冲突，反而表达了法治精神中尊重人的尊严、自主的内涵。就此而言，“法治”是“人治”的一种特殊形式，因为法律是围绕人而制定、确立的，法律也需要人的践行。 对于“人治”，还有一个狭义的维度，就是将之作为一种特定的治理方式。在这种理解中，“人治”是统治者个人依据政治权威进行管理和治理的模式。虽然在此模式中也可能形成和运用法律，就如我国传统社会有的也存在较为完备的法律体系，但法律自身没有权威，只是统治的工具，所表达的也仅是统治者的意愿和意志。法律成为套在民众头上的绳索，将人们置于统治者的权力之下进行驾驭和控制。但是，统治者却凌驾于法律之上，不仅免于后者的规制，而且可以任意更改法律、解释法律、利用法律。狭义的“人治”才是与“法治”相对立的概念。 其次，我们要分析何为“德治”。我们曾一度把“德治”归于狭义的“人治”，故而造成了其与法治的冲突并加以排斥。事实上，“德治”属于广义的人治范畴，也不必然导致狭义“人治”的后果。德治与法治都是调节社会关系、构建和稳固社会秩序的方式。德治并不是要把权力集中在某一个人或者某一群体手中，而是对公共生活提出了道德要求，旨在形成社会道德自觉。这非但不与法治相矛盾，而且是对于法治的有益补充，更是法治推行的伦理条件。自古以来，德治就被视为达成正义社会的根本手段，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都倡导道德的政治。古希腊表现出显著的贤人政治倾向。柏拉图依据理性标准把社会成员分为三类，认为国家应该由具备最多理性的人治理，即“哲学王”的理念。柏拉图所言的理性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指道德理性，在它的指引下，我们认识到善并依据善而行为。柏拉图借用苏格拉底的话说道：“这样一种国家，这样一种体制，还有这样一种人物，我说都是善的，正义的；如果在管理国家和培养个人品质方面，这是一种善的制度，那么，其余的各种制度就都是恶的，谬误的。”[3]可见，道德是政治生活的基本方面，无论对政治制度，还是对政治家个人而言。亚里士多德在谈论政治正义时区分了僭主和公正的治理者，“一个治理者，如果被认为是公正的，就并没有得到多少好处(因为他不让自己在好处上得的过多，而只取相称于他所配得的那一份。他是在为他人的利益工作。因此人们说，如已经说过的，公正是为着别人的善的)”。[4]148可见，失去道德的统治就是不公正。虽然亚里士多德也提倡法律，但在他看来，法律并不是目的，而只是培养高尚道德的手段和方式。他认为只是由于大多数人仅因为惧怕惩罚而避免不正当的行为，才需要法律的规制，而施行法律的目的正在于培育具有公道情操的人。如他所言：“多数人服从的是法律而不是逻各斯，接受的是惩罚而不是高尚(高贵)的事物。所以有些人认为，一个立法者必须鼓励趋向德性、追求高尚(高贵)的人，期望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公道的人们会接受这种鼓励。”[4]313可见，在强调政治的道德性方面，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是一致的。 无独有偶，我国传统政治生活也非常注重道德的作用。在某种意义上，道德占据了我国传统政治的中心话语地位，成为政治的最终目标和进入政治的资格。 第一，传统政治以“仁政”为道德理想。我国传统政治中占主导地位的儒家以“仁政”作为基本的施政理想、为传统政治树立了道德目标。孔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意为只有施以仁政，才能获得广泛的政治认同，让天下人臣服。孟子在与梁惠王的对话中延续了孔子的仁政思想，进而提出“王道”政治的概念。孟子认为，不依靠道德，而依仗强力征服别国的行为只能称之为“霸道”；王道要求国家通过推行仁政实现自身的繁荣，从而让其他国家的人心悦诚服。而且，只要推行仁政，从“内圣”到“外王”是一个必然的过程——“地方百里而可以王。王如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可使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矣”。从中，他得出了“仁者无敌”的论断。施行仁政也就成为我国传统政治合法性的主要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