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0-0;C9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7)09-0025-11 由《资本论》及其手稿所建构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体系，植根于它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史的全景式逻辑学关照。据此，在资本生产、货币周转、商品循环等范畴的辩证框架中，马克思试图通过概念演绎的方式阅读出资本主义制度的全部历史症候。无独有偶，对于资本的当代属性而言，其“通过时间消灭空间”的内在趋势，已然“深深地嵌入在资本积累的逻辑中，并伴随着空间关系中虽然常显粗糙但却持续的转型……刻画出资产阶级时代的历史地理特征”。①作为反映资本社会结构的空间座架，后者集中投射于表征货币增殖和价值剥削的城市拜物教景观之内。于是，寓于《资本论》及其手稿当中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就能进一步拓展为解构现代资本城市样态的空间性叙事。它囊括了有关城市基本构成要素之于资本逻辑的三方面地理—历史性辩证关系： 首先，是在土地属性被资本化的过程中，资本空间性生产同城市历史性重构的博弈及其对城市直观印象的间歇性篡改。马克思认为，正是由于“在资本处于支配地位的社会形式中，社会、历史所创造的因素占优势”。②所以，作为城市地理始基的土地本身才能褪去自然属性，并接受资本逻辑与货币法则的规训。于是，能否与变动不居的资本空间生产节奏保持一致，就成为取舍现存城市景观的惟一标准。当二者发生激烈冲突而资本的未来地理预设最终胜出时，关于现代城市的既有空间想象势必被不断颠覆。其次，是在实体资本被虚拟化的环节内，货币职能性让渡与城市投机性扩张的媾和及其对城市规划契约的阶段性否定。金融信贷业的崛起强化了货币资本对城市基础设施营建的干预力度。其无限增殖的投机特性为城市规模的扩张创造了可能。但“正像在货币上商品的一切特殊的使用形式都消失一样”，职能性货币的虚拟化，无疑令“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任何痕迹都已消失”。③加之投机行为带来的资本信用危机，已然被金融泡沫抽空财富基础的过度城市化空间，自然会周期性地破坏自身既定的利益承诺。再次，是在阶级矛盾被弥散化的趋势下，个体空间身份碎片化和资本社会关系再生产的耦合及其对城市日常根基的总体性褫夺。实际上，“城市日常生活与资本空间生产是彼此近似的问题，其母体都是社会关系生产与再生产的连贯过程。”④问题的关键在于，后者通常将城市塑造为“保证劳动力日常交换与更新的市场性琐碎区域”。⑤在这样的情形下，原本隶属于不同阶级的城市差异性人群，就再次被资本生产与消费的碎片化序列所细化。它在巩固资本空间秩序的同时，不可逆转地摧毁了个体之于城市认同的根基。 应当说，资本逻辑的空间辩证运动在城市景观中所遭遇的地理学悖论，从根本上否定了现代城市文明能够在历史记忆维度自我传承的可能性。当资本空间生产的“创造性破坏”过程把真实的市民社会改造成迎合货币权力秩序的抽象场域时，用于定位城市阶段性文明形态的文化—政治性地理坐标就被资本划定的虚假轴线遮蔽了。而被迫接纳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并生活于假象当中的现代城市人群，则“不顾风险地成为有史以来第一代能够将假象变得如此清晰明白、令人信服且‘无比真实’的参与者。”⑥一旦城市精神的社会发展史成为资本逻辑的空间生产史，人们关于城市记忆的最大历史限度必然止步于资本地理性危机爆发的临界点。因此，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当中对资本社会矛盾的指认，又可视为他对现代资本主义城市历史前景的批判性隐喻。 一、资本化的土地属性与被颠覆的城市印象 现代城市景观的确立是资本空间生产对社会地理座架进行历史性重构的结果。其形态更替与结构调整的轨迹同资本逻辑的内在节奏彼此吻合。因此，作为表征货币增殖与价值积累的抽象场域，“城市通常被看作巩固资本某一特定生产方式，或根据市场需要产生全新交往规则的地缘性节点。”⑦在实证科学的语境下，它总是以“自身的物理线路以及作为‘代谢工具’的网络体系的循环流转，表征出资本辩证运动的去疆域化和再疆域化过程。”⑧而现代城市格局以及与之相对应的社会文化—政治体系的形成，则肇始于资本的货币权力对之前土地属性的规训。对此，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当中讲道： 新形式的产生是由于对旧形式发生了作用。资本是现代土地所有权的创造者，从某一方面来看，它表现为现代农业的创造者。因为，现代土地所有权代表这样一个过程：地租—资本—雇佣劳动……可见，雇佣劳动就其总体来说，起初是由资本对土地所有权发生作用才创造出来的，后来在土地所有权已经作为形式形成以后，则是由土地所有者自己创造出来的。⑨ 从中不难看出，土地所有权形式的转变对城市结构的时代特征及其隶属文明形态的类别具有明确的标识作用。因此，土地属性的资本化既意味着抽象的资本逻辑获得了具体的地理表达方式，又暗示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对前现代城市想象的强制性终结。尽管对于马克思唯物史观的经典论断而言，“并非是在我们自己的选择而是在由过去的‘社会—空间’形成过程和当前由长期的历史、社会构成的地理所产生的真实世界的环境中，我们创造了自己的历史。”⑩但是，资本之于地缘环境的野蛮改造显然打断了人们对城市文明轴线的连续编织。从“它迫使一切民族……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并要求“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进而按照资本逻辑“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伊始，(11)城市的社会职能与空间印象就发生了彻底的转向。与前现代社会中土地仅仅是城市交往体系的静态容器这一状况大相径庭，为资本空间生产所裹挟的现代文化—政治图景，已然将土地资源的社会属性视作决定城市存在样态不可或缺的能动因子。它与劳资结构、雇佣关系抑或财富垄断等范畴凝定在一起，进而勾勒出资本城市压迫普罗大众，以及围绕土地利益而展开的阶层对峙的混乱场景。如此一来，当下每一幅城市地图就不能“仅仅看做法律、政治或地形特征的分界图，而是应该看做争夺土地利益的策略联盟和行动的马赛克图”，(12)后者扰乱了农业社会时期单一刻板但却极端稳定的城市地缘格局，并且凭借市场经济对自然经济的取代，为日后资本主义城市体系的持续动荡埋下了伏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