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08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105X(2017)04-0011-06 如何看待当代的文化建设，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告诉我们，不同时代有不同时代的经济发展状况，亦有不同时代的文化和政治发展状况；不仅经济发展状况决定着文化和政治的发展状况，“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1]，而且社会是一个不断自我更新的有机体，在社会整体结构中，文化与政治之间也会存在一种互动的张力。在这种张力的作用下，文化与政治之间相互依赖、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构成一种基本的良性的文化建设秩序和政治生态环境，而忽视这种张力的存在与功能，对于文化建设和政治生态建设乃至对于整个社会结构的发展和运转来说都将是消极的。本文试图以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视角论及文化建设中文化与政治的相互关系，说明文化建设需要考量文化与政治之间的张力。 假使我们承认信息爆炸已是这个时代的知识背景，反观这个背景其前提与结果都将是知识本身服从信息机器和系统(技术的总和)的制约，遵从性能优化的规则。利奥塔揭示在后现代状况下“知识只有被转译为信息量才能进入新的渠道，成为可操作的。因此，一切构成知识的东西，如果不能这样转译，就会遭到遗弃，新的研究方向将服从潜在成果变为机器语言所需的可译性条件”[2]。症状表明，如果你接受了信息时代的知识背景，那么，你就不得不在知识与信息之间划上等号，另一条隐性衍伸的思路是文化等于知识，文化=知识=信息，因此有了信息爆炸的定义无论如何将能推导文化内爆的结论，或反之。这条整合的路线，同样体现在麦克卢汉对媒介与信息间的整合。 现代人缅怀灵光消逝年代的症状，从另一面表明保守主义的文化情结，他们拒绝以上前提诞生的现世、整合的等号。法兰克福学派，如果不是这种情结最激进的代表，也会是它在20世纪强有力的发声器，他们的理论仓库配备着19世纪浪漫主义的文化弹药，借力于政治化的言说试图否认知识与文化之间的等号。确切而言，它牵涉的范围容纳着“启蒙之争”(福柯与哈贝马斯)、技术知识与伦理知识(康德的界限：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理性历史的问题或合理性形式的历史的问题。法兰克福学派的观点集中于“理性辩证法”，它的话语模式是理性由于自身的力量而堕落退化为一种技术知识，而理性辩证法的继续将改变这种修正和歪曲，它也可表述为理性本身的合理性由于遭受社会环境(资本主义、集权主义)的扭曲而面临自身合理性的危机/合法化危机，理性被遗忘，非理性受到压抑或堕落。 相对于这个立场，有两个不同的对应点，首先福柯以一种超然的考古学方法表露态度，他认为：“对欧洲合理性进行过度的著名批判从19世纪初开始，就以不同形式不停地被重复。从浪漫主义一直到法兰克福学派，人们总是质疑合理性以及所特有的权力的重压。然而，我所提出的对知识的批判并不在于揭露出一些东西持续地被理性所压制，因为毕竟我认为非理性也是完全压制人的(oppressif)”[3]30①。因此，他提出的问题即是考古学的追问——真言化体制问题或者说合理化形式的问题，正是通过这个形式本身，人——理性的主体——知识才得以可能。 其次，从20世纪思潮的发生学角度看，与马克思主义运动相应存在一股现象学运动，二者都具有裹挟型态。与欧陆哲学相较，盎格鲁—萨克逊民族的经验主义则离马克思主义的“弥撒亚核心”颇远。“二战”后，现象学运动的主战场移至英美并吸收进功利主义及实用主义哲学，强力地推动了“自由主义思潮(包括古典自由主义及新自由主义，本文暂且不加以区分)”当下的盛行。如齐泽克所言：“对自由主义者而言，政治的领域局限于作出决策的特殊领域，它关注于公共事务的管理——不仅仅是亲密的(性)兴趣，而且是艺术、科学甚至是经济都在范围之外。当然，对于激进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政治覆盖了我们生活的每一个领域，从社会到最亲近的；以及作为‘非政治的’、‘私人的’等等的感觉都基于否定的政治决策”[4]。关于两种政治概念的区分，由此也导向两种不同的政治道路：一是革命式的其理自明的道路，从人权出发来奠基君主权力；二是功利主义的激进道路，从治理实践出发，根据效用来确定政府的权限并界定出个人的独立空间[3]287。由于两种思想形态的差异这种二分模式不断出现在“施密特与阿伦特的隐秘对话”中②、关于“集权主义/极权主义(Totalitarianism)”之争中③、在以赛亚·柏林对两种自由的区分中④，甚至追溯至马克斯·韦伯在“心志伦理(Gesinnungsethik)”与“责任伦理(Verantwortungsethik)”间的区分[5]。 不仅如此，基于“韦伯主义”的出发点，在深受现象学影响的弗莱堡学派与法兰克福学派之间，关于资本主义社会非理性的合理性问题，事实上有一种反向的平行关系：“法兰克福学派的问题是确定如何定义和形成一种新的社会合理性以便消解经济的非理性。反之，破解这种资本主义非理性的合理性，同样也是弗莱堡学派的问题。欧肯、罗普克等人试图以另外一种方式来解决它，不是重新找回、发明和定义出社会合理性的新形式，而是定义或重新定义、重新发现将能够消解资本主义之社会非理性的经济合理性”[3]91。这种邻近关系体现出马克思主义学派与自由主义学派看待经济领域的不同方式：马克思主义透过古典政治经济学领域发现了隐藏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资本本身的形式矛盾，从而质疑制度本身的合理性，而新自由主义则始于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进一步制度化、技术化、合理化，以维护经济的合理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