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随着经济全球化，对外直接投资(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OFDI)增长强劲，逐步取代国际贸易成为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主要力量。2014年，中国外商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FDI)排全球第3位。恰由于这一原因，许多文献聚焦于中国FDI研究，OFDI的系统研究相对缺乏。2001年第十个五年计划首次推出中国企业“走出去”战略，2004年商务部、财政部、国家外汇局将海外投资审核和认证下放省级政府，2006年实施“海外中国经济贸易合作区”，非金融、非加工FDI、外商投资项目审核下放至16个沿海城市。2011年前后中央政府积极鼓励和引导民营企业走出去。这些举措，促进了中国OFDI的快速扩张。2002年、2014年中国OFDI流量分别为27亿美元、1231.2亿美元，占全球流量比重由0.5%增至9.I%，OFDI存量分别为229亿美元、8826.4亿美元，占全球存量的比重由0.3%增至3.4%。投资区域多达186个国家和地区。中国OFDI流向美洲、形成一定规模是近年的重要地理现象，2008—2014年，中国对美洲的投资存量从359.1亿美元增至1535.8亿美元，增长4.28倍，占对全球投资存量的17.4%；投资流量从40.4亿美元增长至198.2亿美元，占比为16.1%。美洲内部包括美国、加拿大等发达国家，也有拉丁美洲等发展中国家，其经济规模与发展水平、政治环境与法律体系、地理空间与民族文化等，都有较大的差异性，是讨论OFDI国别选择因素的恰当区域。 OFDI的国别选择是经济地理学关注的重要议题之一。Dunning[1]指出在拥有所有权优势，并转化为内部化优势的基础上，企业根据国外投入生产要素差异，综合评断国别区位条件，择优选择投资东道国。这一理论直接影响到了中国OFDI的研究，虽有中国OFDI的优势[2-3]、政策[4-5]、模式[6]、动因[7]等的研究，但大量研究聚焦于东道国的区位优势评判，讨论东道国的市场条件[8-10]、资源禀赋(自然资源、技术资源)[11-14]、投资成本[15-17]、投资风险[18-19]、制度环境[20-22]等对中国OFDI区位选择的影响。这些研究表明，中国OFDI偏好集中在市场规模大、市场潜力足、资源禀赋高、投资成本与风险小的国家，符合Cai[23]的四大投资动机。但与上述共识不同，制度与政策因素影响的结论分歧较大，甚至相反。比如，Yeung等[20]、Mork[21]强调中国OFDI偏好于制度环境不透明的国家，王永钦等[22]认为制度环境优越的国家对中国企业更具吸引力，王碧珺[24]则认为，中国投资者不关心东道国的制度风险。 上述研究把母国在东道国的直接投资抽象为简单的企业区位选择结果，忽视了企业区位选择处于复杂的外部环境之中，尤其是城市、国家层面的关系环境。OFDI的区位选择是投资国和东道国之间政治、经济、社会等要素相互作用结果的综合体现，基于东道国生产要素的区位优势评判，仅关注到了相互作用中单一主体的差异性。在不考虑母国内部差异的前提下，东道国和母国之间的复杂多元关系往往是OFDI是否成行的重要决定因素。局限于东道国，忽视与投资国之间的关系，不利于解析OFDI的国别选择。 出口是国家间经济联系的重要形式。一个跨国企业的产品进入海外市场的主要途径包括出口和直接投资，对两者的关系，学术界有两种对立的模型。一是Mundell[25]的替代关系模型，强调在国际贸易壁垒的前提下，东道国需求价格弹性系数低的产品的投资与母国同类产品的出口规模之间存在此消彼长关系；另一种为Kojima[26]的互补模型，强调OFDI是包括销售问题在内的母国先进生产函数的国别转移和移植，母国边际产业的OFDI能够促进国际贸易。Buckley等[16]、Blonigen[27-28]、项本武[29]、宋维佳等[30]分别印证了这一模型的存在。但是，这一互补体现在国家间比较优势的分工基础上，母国对东道国的投资规模与母国出口同一产品规模的关系，没有讨论母国边际产业的出口规模与OFDI规模的关系。 上述两个模型强调母国制造业出口规模与制造业OFDI规模间的关系，没有考虑母国制造业在出口的同时，在东道国投资服务业的情形，即忽视了制造业国内生产与国外投资行业之间存在产业链上下游联系的可能性。事实上，出口本身是对海外市场勘查与熟悉的过程，后期OFDI积累经验[31]。企业国际化往往先从出口贸易开始，然后在东道国建立销售子公司，最后在东道国选址生产[32]。在这一过程中，母国在东道国的OFDI主体，经由与出口贸易等有关的服务业转变为制造业，导致前半程OFDI规模促进出口，后半程则替代母国的出口。另外，随着经济自由化在全球的推进、企业跨国生产网络的建立，出口和OFDI的关系愈加复杂，单一的替代范式、互补范式的适用性进一步弱化，但可以肯定的是，东道国的出口规模是影响ODFI的重要因素。 除了出口关系外，中国与东道国之间的政治关系、社会关系也是影响OFDI的重要因素[33-34]。比如，政治关系方面，Li[35]发现与中国政治关系友好的国家对中国OFDI更具吸引力；张建红等[36]发现双边政治制度的建立、友好的外交活动能够维护和促进中国OFDI。社会关系方面，日本对夏威夷的投资[37]，以及华侨分布与中国OFDI的嵌入研究[39]，均表明东道国和母国间密切的社会联系能明显促进OFD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