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1.1 源于实践的多中心职住问题 对于人口不断增长的大都市地区，如何在多中心规划中建立合适的职住体系，一直没有找到有效的解决方式。一方面，多中心就业—居住的总量不平衡影响了城市的空间绩效，例如多年来上海外围新城、新市镇的就业吸纳能力一直不足，北京的通州、广州的番禺等地，居住人口过度集聚形成了尴尬的“卧城”；另一方面，多中心规划实践还存在就业—居住的结构性不匹配，例如城市外围的新城、开发区附近看似庞大的无业群体却未必能符合企业需求，从而结构性地形成了职住的“空间失配”。该类问题中，第一类情形是就业、居住的总量相等和空间邻近，即一般意义上的“职住平衡”；第二类情形是必须在结构层面予以应对的“职住失配”问题[1]。两种情形构成了密切关联、但内涵深度不一致的议题：数量上的职住平衡并不是本地通勤的充分必要条件，而结构性的职住匹配更加接近多中心的理想目标状态。居住是城市社会空间的表达，就业是城市经济空间的反映，因此探索多中心的职住功能匹配问题，不能将其等同于职住的总量平衡，而应剖析就业、居住所投影的城市空间运行机制，为就业—居住的功能匹配寻求合意的理论模型。 既有的多中心城市研究成果包括形态方面的多中心开敞、紧凑性、房价或者地价等议题[2-4]，但对于多中心城市就业、居住空间匹配这一问题，尚未有针对性的理论梳理。基于既有的多学科文献，先逐项剖析既有的理论议题，再采取思辨的方式，探索合意的空间匹配模式，在此基础上给出相应的测度工具，并采用实证案例进行展示。文献理论梳理部分首先包括就业、居住作为城市基本活动的多中心功能组织，即从结构层面辨析就业、居住的组合问题，具体包括多中心的生成机制、就业中心的专门化集聚、功能多样性以及居住隔离的职住失配等4个平行的议题；另一方面，则是从交通组织的角度梳理多中心对于职住通勤的影响。 1.2 多中心城市功能组织的相关文献 1.2.1 多中心的生成机制 对于多中心城市的生成机制，经济学给出了完整的理论框架：即先从微观区位的角度构建单中心城市模型，以新古典主义的地租理论演绎生成圈层式的城市空间结构；多中心城市的分析框架与单中心相类似，通过比较工资水平、集聚经济的外部性、商品运输成本、个人通勤成本等约束条件，演绎生成不同参数条件下单中心—多中心的空间均衡状态[5，6]。 相比于经济学领域的演绎研究，城市研究领域多从实证中进行特征归纳，其聚沙成塔的研究方式，形成了更为丰富的成果。Giumano等较早地对美国郊区的就业中心进行了定量研究，对于郊区化的过程有了相对准确的理解[7，8]。随后的相关实证研究大多以就业岗位数为着手点，通过就业密度、就业门槛值以及回归方程等方法测度就业中心的空间发育状态[9-11]。在巨型城市层面，Hall等还采用就业岗位、居住人口、通勤流、生产性服务业流等数据，对欧洲8个巨型城市区域进行了多中心的均衡性测度[12]；Musterd等从家庭行为角度强调了多中心在社区层面的尺度意义[13]，进一步丰富了多中心城市的内涵。 1.2.2 就业中心的专门化集聚 城市经济学的研究虽然也注意到了不同产业因为地租差异而形成的同心圆结构，但并没有注意到产业的集聚机理。针对现实中新城、新区的功能发育问题，探索多中心的就业分布离不开对产业功能集聚的研究。根据Krugman等的观点，集聚经济源自于企业邻近形成的共享技术溢出优势，而土地稀缺、交通拥堵等状况则是城市空间扩散重组的驱动力[14-16]。另一方面，消除单中心城市拥堵的负外部性并不等于“去中心化”或者“无中心化”，而是要在疏散的过程中保证集聚经济的正向外部性收益，否则，过度的空间分散将最终导向城市虚无主义，既有悖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城镇化规律，也不符合马歇尔产业经济的集聚效应[17]。从这个意义上说，虽然“多中心”是与“单中心”相对应的一种空间形态，但就业的过度分散将削弱产业集群的正向外部性。基于这一约束条件，多中心城市必须在其内部的各个中心形成就业的专门化集聚[15，16，18]，而非各种功能活动在诸就业中心之间的均匀分散。 对于多中心城市的功能组合议题，部分学者还从区域的角度进行阐述。例如Burger等均强调多中心之间的互补性功能联系，其原理与马歇尔的集聚优势形成了内在逻辑的一致性，即就业中心的专业分工是实现功能互补的前提和基础[19]。Meijers还提出了“众多小规模城市之和是否优于大城市”的命题[20]。引申而言，按照亚里士多德的朴素系统论思想，多中心功能系统必须体现“整体大于局部之和”的基本特征，否则，多中心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 1.2.3 就业中心的功能多样性 对于城市中心来说，混合或者多样性是城市性的重要特征，相应地，多中心也必须具有混合的功能[13，21]。部分学者基于雅各布的多样性理论，将用地功能的混合作为识别城市次中心的重要依据[22]。在规划实践中，功能单一的产业园区不但了无生趣，还将导致钟摆式的单向通勤、最终妨碍城市系统的运行效率。 在城市集聚规模降低的前提下，结合就业中心的专门化集聚约束条件，多中心城市的功能组织模式需要就“专门化vs多样性”的对偶性问题进行解答。实证研究中，Leslie等研究发现，美国凤凰城地区既有专业化的CBD和次中心，也有多样化的郊区次中心[23]；Gilli针对大巴黎地区的多中心演化研究则表明，就业的迁移促进专门化，而就业的增长促进多样化[24]；Kemeny等从理论上对“专门化vs多样性”进行了辨析：专门化集聚主要面向地区间的可贸易(Tradable)产出，而多样性更多的是面向本地的非贸易(Non-tradable)产出，且多样性在“专门化vs多样性”的对偶性议题中处于从属地位[25]；Simonen等认为，多样化能促进专业分工的进一步发展，且多样性具有边际效应递减的趋势特征[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