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编号：1003-2398(2017)03-0001-09 中图分类号：K901.4 文献标识码：A 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新一轮全球化背景下，各国都开展了不同形式的国家空间重构(state spatial restructuring)。这一过程在西欧尤为明显，表现为世界城市的兴起、新一轮区域化实践、国家权力下放等交织的社会经济过程。在西欧以外，相似的重构过程也在发生，如加拿大的大都市区化[1]、日本的权力下放和市场化[2]等。而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特区的设立、分税制改革、战略区域规划的实行等，我国的国家空间也发生了剧烈重构。这一全球范围内的国家空间重构现象既同全球资本积累方式的转变相联系，又由一系列非经济因素驱动；既表现为领域的重构，又表现为尺度、地方等多重空间维度的重构；在各国之间既有相似性，又存在更多地方和历史上特定的方向和路径。为把握这一多元的、不稳定的重构过程，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视角出发对其动因、手段、表现等进行探讨，如关注制度因素[3]、关注尺度间关系[4]、关注联系网络[5]等。不过，在对国家空间重构的分析中，一些研究并未重视国家的作用[6]，而另一些虽承认国家的重要性和主动性，但对国家调节空间重构过程的模式和手段等缺乏更为系统的探讨。与此相对，Brenner所发展的“新国家空间”(New State Space，NSS)理论系统分析了作为“过程”的国家空间重构，并认为其趋势和结果都源于国家的选择，同时强调国家的多尺度性、空间重构的路径依赖性等，这些都为全球化、城市和区域治理、行政结构重组等研究主题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因此，本文将在简要梳理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总结新国家空间理论的主要观点，并对其进行简要评价，以期为国家空间重构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一定借鉴，推动人文地理学基于社会—空间辩证统一视角的国家治理理论的进一步发展。 1 国家空间：从容器到过程 1.1 传统的国家理论及对国家空间的认识 “国家”在社会科学尤其是政治学中是一个关键主题，它从不同视角被加以理解，如阶级统治、对合法性暴力的垄断[7]、制度和功能[8]等等。在这些观点中，国家领域通常被看作国家概念的一个关键要素，即国家通常都由一定的领域所包含。尽管如此，传统理论对领域和空间的探讨仍是不充分的，领域通常仅被看作国家的一个给定的、固定的构成要素或必要条件[9]而非研究对象。在这种情况下，国家空间更容易被看作封闭的“容器”，它将社会关系包含在内并同外部相隔离，其重构则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 这一理解集中体现于“国家中心主义”认识论中。随着17世纪西欧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建立，国家的主权平等和领域性等原则被确立起来，这使得国家在其领域内成为最强大的权力中心[10]。而随着工业革命的进一步发展，国家在资本主义生产中也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11]。在这些实践背景下，国家作为固定主权空间、国内与国外的对立、国家相对于社会的优先性等被反复强调，这类认识被Agnew称为“领域陷阱”(territorial trap)[12]。而Brenner则进一步总结为空间崇拜(spatial fetishism，即将国家空间看作静态的、无变化的)、方法论的领域主义(methodological territorialism，即将国家空间简化为领域维度并强调其固定性)和方法论的国家主义(methodological nationalism，即强调国家尺度的首要性)[13]。这一国家中心主义的认识广泛存在于社会科学中，进而使其难以把握20世纪70年代以来日益明显的国家空间重构现象。 1.2 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国家空间研究 20世纪70年代以后，全球化进入新一轮发展阶段，西欧福特—凯恩斯主义也面临危机，同时，随着超国家和次国家尺度的崛起，国家尺度的首要性在一定程度上被削弱。在此背景下，一些学者开始试图摆脱国家中心主义的认识论。如Castells认为随着交通、通讯的发展，社会活动开始逐渐摆脱领域的限制，即地方空间在一定程度上开始被流动空间所取代[14]。又如Meyer等强调“世界社会”(world society)的形成和强化，这使得对社会生活的讨论常常在全球而非国家或地方框架下进行[15]。 尽管这些观点已不再强调国家的首要性，但其中仍存在两种倾向：一种虽摆脱了国家主义的束缚，但仍是空间崇拜和领域主义的，因而空间仍被看作仅由固定的领域所构成的静态容器，另一种则将国家领域性的削弱和消亡看作全球化的必然结果，因而忽视了国家的主动性和国家空间发生重构而非解构的可能[11]。总之，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家空间已成为社会科学尤其是人文地理学的一个重要研究对象，但其中一些观点仍将其视为固定的、给定的、领域的，或反之强调国家空间受到侵蚀，因而仍难以准确把握动态的、多维的、积极的国家空间重构现象。 1.3 过程视角下的新国家空间理论 不同于以上观点，Brenner指出国家空间并非只是被“填充”的、预先给定的容器，相反，它是通过不同领域和尺度上的管制策略和社会政治斗争而发生持续重构，并体现为地方和历史上特定的演变趋势，换言之，国家空间应被看作一个过程[16]。这一国家空间过程(state spatial process)首先表现为国家空间构造的多元性，如国家机构的尺度分化、国家政策的空间效应等，其次表现为国家在资本、权力等因素的驱使下对国家空间选择性(state spatial selectivity)的运用，最后表现为国家空间分层的、路径依赖的重构[16]。总之，新国家空间理论已不同于传统的国家理论以及20世纪70年代以来人文地理学的全球化研究，它将国家空间作为研究对象，并承认其动态性、多维度特征以及国家的主动性。因此，新国家空间理论赋予了国家空间更为丰富的内涵，进而为国家空间重构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