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日本的国家认同建构特点研究

作 者:

作者简介:
张建立,中国社会科学院 日本研究所,北京 100007 张建立(1970- ),男,内蒙古赤峰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文学博士。

原文出处:
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内容提要:

战后日本在国家组织体侧面的认同建构,主要体现在积极接受和平宪法等战后改革举措,建构以经济绩效为基础的国家认同;在国家文明体侧面的认同建构,主要体现在追求日本独特性和日本文化优越性方面。前者,对内促进了其社会的稳定,对外为日本赢得了国际声誉;后者,对内提升了日本人对其历史文化的自信,与此同时,也煽动了其民族主义情绪。


期刊代号:K5
分类名称:世界史
复印期号:2017 年 1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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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I]10.16164/j.cnki.22-1062/c.2017.05.012

       [中图分类号]K313.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6201(2017)05-0076-07

       国家认同的建构,深刻地影响着国家的稳定。战后日本社会呈现出很高的凝聚力,其社会秩序一直都处于比较稳定状态。研究战后日本国家认同建构特点,对了解日本社会稳定发展的原因及现状,前瞻日本国家发展走势,均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对战后日本国家认同建构特点的研究现状及视角

       经济全球化促使信息、人员等跨国流动日益频繁,民族问题在许多地区日益凸显,国家认同问题亦因此受到严重冲击。对由多民族构成的国家而言,在建构国家认同时,往往要面临的一个困境是,既不能通过民族的“同质化”来强化“国家认同”,又不可为保持民族文化的多样性而削弱“国家认同”。因而,综观国内外学界关于国家认同问题研究的丰硕成果,其研究内容大多聚焦于多民族国家认同建构所面临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关系问题及相应对策建言等[1]77-81。日本的民族构成,除了少数的阿伊努人、被强行合并的冲绳人及因历史问题造成的在日朝鲜人,几乎是单一人种[2]117-118。也许正因日本国家的民族构成相对单一,国内外学界多将日本国家认同建构等同于其民族认同建构来进行研究。

       目前,关于战后日本国家认同建构研究还十分薄弱。截至2017年1月,通过中国知网检索,篇名含有“日本”“认同”字样且内容是研究日本人的认同问题的期刊论文仅有19篇,硕士学位论文8篇,报纸文章8篇。其中,研究战后日本“国家认同”问题的期刊论文仅有3篇,硕士学位论文2篇,报纸文章1篇。篇名含有“日本”“国家意识”或“民族意识”字样的论文合计近50篇,大多是研究日本近代国家、民族意识的文章,论述战后相关领域的论文仅有3篇。专著中特设章节论述战后日本国家认同的文章仅见1篇。

       即有战后日本国家认同建构研究,主要运用历史学研究方法,对战后日本国家意识的发展变化进行了解析,对发挥着重要作用的象征天皇制进行了探讨,对战后日本建构国家认同依托的内外资源进行了梳理。国家认同主要是指人们对自己的国家成员身份的知悉和接受,是对本国的历史文化、政治制度及国家主权等方面的认可。在国内外学界,国家认同建构问题已成为多学科研究的主题。国家认同建构,实质上也是对国家的心理归属感的建构。本文引进心理文化学视角的考察,旨在拓展战后日本国家认同建构的研究视野。

       心理文化学,是进行大规模文明社会比较研究的学问。作为一个学科,它可追溯到20世纪初文化人类学的“文化与人格”学派的国民性研究。国民性研究是一门回答“我们是谁”“他们是谁”的学问。由于“文化与人格”学派在“人格”概念使用上的缺陷,后被美籍华裔学者许烺光以心理人类学所取代。北京大学尚会鹏教授历时22年对许氏学说进行梳理,并提出了若干新的概念予以完善,将其中对大规模文明社会比较研究这一部分,从心理人类学中分离出来,作为行为科学系统下的一个分支学科,于2010年正式命名为“心理文化学”。尚会鹏教授的弟子游国龙,也为该理论方法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3]。“心理文化学”作为升级版的国民性研究方法,不仅能为当今世界寻求身份认同提供帮助,亦是解析各类身份认同建构特点等问题的有效工具。

       从心理文化学的视角来看,国家作为行为体,既是“文明体”同时又是“组织体”。文明体可视为一种知识、规范、观念的共同体,它强调的是组成该国家的人的生存状态、行为方式和价值观等。组织体是由社会集团、国家形式、政治制度等组成的功能体,强调的是社会结构、制度等。文明体与组织体相互影响。由于文明体本来隐于组织体中,现代国际秩序产生时的国家行为体,处于同一西方文明背景之下,作为组织体的国家——民族国家和作为文明体的国家重合在一起,致使国家的文明体侧面长期以来被作为“民族体”看待了。但是,显然“民族体”不能取代“文明体”[4]3-19。国家行为体亦不能简化为单纯的组织体。引进心理文化学的这一视角,有助于更全面系统地解析战后日本国家认同建构特点。

       二、战后日本在国家组织体侧面的认同建构特点

       作为国家行为体两个侧面的“组织体”与“文明体”,从性质上看,前者变化快,后者变化慢。关于国家“组织体”侧面的易变性,战后日本在国家组织体侧面的认同建构,是一个非常好的例证。

       在日本投降之前,英国皇家国际问题研究所发布的一份报告中将日本民众称为“顺从的畜群”[5]191。“拥抱战败”,则是美国历史学家约翰·W·道尔对战后日本国家认同建构特点的一个形象评价。战后日本在国家组织体侧面的认同建构,首先体现在对战后改革举措的积极接受和认同。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后,在美国占领当局主导下,除了大规模清洗军国主义分子外,还在日本强制推行了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领域的一系列民主化改革,史称其为战后改革。其中,最具代表性意义的战后改革,莫过于日本人对和平宪法的欣然接受。1946年11月3日颁布,自1947年5月3日起实施的《日本国宪法》,可谓战后民主化改革的总结。它规定了日本国家的根本制度、国家生活的基本原则,成为战后日本国家组织体侧面认同建构的总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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