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世日本“自文化中心主义”的初步形成

作 者:

作者简介:
董灏智,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长春 130024

原文出处:
历史研究

内容提要:

壬辰战争的失败和清朝的统一意味着日本在军事层面扭转中日落差行动的破灭,但明清鼎革给江户日本带来了“华夷变态”的直接反映,为日本在文化层面扭转中日落差提供了契机。然而,中日之间悬殊的文化落差毕竟是日本难以逾越的鸿沟。于是,以古学派为主的江户学者认为,朱子学把佛老思想引入儒学的严重后果是中国在文化上的“由华变夷”。江户学者通过对《大学》和《中庸》的新诠,将其去“中国脉络化”而建“日本脉络化”,其重点不再阐述“格物穷理”、“天道性命”、“人心道心”,而着重论述“人伦日用之道”,并以政治而非道德为中心,“伦理意识”逐渐让位于“政治事功”,进而在文化层面上实现日本的“脱夷入华”,为日本文化的中心主义提供学理支撑,初步完成了近世日本“自文化中心主义”的建构,对其历史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


期刊代号:K5
分类名称:世界史
复印期号:2017 年 12 期

字号:

       近代以前,以儒学思想为核心的中国文化在东亚范围内的传播与周边国家对中国文化的吸纳,从来不是单纯的文化或学术问题。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儒学思想在东亚地区的广泛流布,往往贯穿在以中国为中心的华夷秩序所主导的东亚区域内各种政治、经济、文化活动中。因此,如果从区域秩序的宏观角度来看,周边国家接纳中国文化的行为背后所隐含的政治与经济目的,其内部动因或出发点往往源于这些国家对“华夷秩序”和“华夷思想”(或称华夷观念)的感受及反应。对周边国家吸收、改造儒学思想的活动进行剖析,或可为考察东亚各国历史及东亚区域历史的发展和演变提供新的视角与方法。

       从东亚历史特别是近二百年东亚国际关系史来看,对于中国,日本都是一个复杂的存在。作为长期受中华文化熏陶和滋养的近邻,何以会“一朝得势”便拔刀相向、以怨报德,以致成为迄今为止对中国造成最大伤痛的国家?何以其“同文同种”、“共存共荣”的思想主张与对中国人民大肆屠戮的现实行为之间会呈现出如此巨大的价值反差?更让人费解的是,无论文字表述还是直观内涵,前者都显示了其与中国传统思想特别是儒家思想深刻的内在关联。事实上,与汉唐时期相比,明清时期中国对日本的文化影响更为深彻,这一方面因为在这一时期日本进入了和平稳定的“江户时代”(也称近世日本或德川时期),为文化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和政治环境;①另一方面,程朱理学对佛教禅宗思想的受容,对于深受佛教影响的日本来说更加容易接受。更重要的是,朱熹建立的以“理”为核心的哲学体系具有解释和囊括一切的理论空间,②因此,对程朱理学(为与史料对应,以下转称“朱子学”)的吸收,必然在思想的“深”“广”两个维度上产生极大影响。

       然而,如果从这一时期东亚区域政治和文化史角度来看,相比较朝鲜、越南等而言,日本都是该区域内一个特殊的存在:在区域秩序和对外观念上,与朝鲜、越南建立在以中国为中心的“大中华”前提之下的“小中华”意识不同,日本始终寻求与中国平等的国际地位,即自认为是与中国具有相同文明程度的“中华”,在某些知识人看来,日本甚至在“中华”的各项指标上完全超越中国;从对中国儒学的吸收上来看,朝鲜和越南对儒学(主要是宋明理学)的吸收往往以忠实于程朱原意为荣,特别是当清代“汉学”(即考据学)势头盖过“宋学”之后,朝鲜士人更以“斯文在兹”的儒学正统自居。③相反,日本对儒学的接纳却呈现明确的吸收、改造进而排斥,最终形成了在价值取向上与程朱理学完全不同的“日本式儒学”体系,而吊诡之处在于,构成这个体系的核心概念的文字表述虽然毫无变化(如圣人之道、大学之道、中庸之道等),但其中的意涵却发生了质变。这一过程始自江户日本的古学派,山鹿素行、伊藤仁斋和荻生徂徕为古学派的代表人物。虽然三人无直接关系,但他们思想上的承继、学脉上的关联,尤其是“反理学、复古学”的鲜明特征,使古学派被赋予了“最具独创性”的日本思想。更为重要的是,古学派将“日本式儒学”作为与中国争夺“中华”地位的理论武器,形成了“自文化中心主义”,以文化上的优越性作为取代中国中华地位的依据;同时在文化内涵上,又与中国文化呈现出巨大的价值和性格差异。

       不难发现,近代以来日本在中国文化视域下难以理解的诸多行为与思想,似乎与其前近代时期“自文化中心主义”不无关联。换言之,对江户时代日本对中国朱子学“日本化”改造及“自文化中心主义”的成因加以把握,或可对了解近代东亚区域史乃至当下动荡的东亚局势有所助益。

       一、日本“脱夷入华”的历程与思想文脉

       从秦汉到明清,中国中原王朝展现出强大的综合实力。政治上的强弱落差、经济上的贫富落差和文化上的文野落差,是维系以中国为中心的华夷秩序及古代东亚世界稳定的重要基础。④虽然政治和经济因素是中华文化成为区域内核心文明价值的实力保证,但在长期和平交往过程中,文化却几乎成为周边各国公认的最重要的“中华”标识。对它们来说,与中国政治经济“硬实力”的绝对体量在前近代东亚世界中展现的压倒性优势相比,文化软实力的获得与进步相对更具有可操作性和可能性;而中华文化“天下一家”与“来远人”的包容性和开放性特征,为它们获得“中华”的身份认同提供了文化上的可能性,即所谓“诸夏用夷礼则夷之,夷狄用诸夏礼则诸夏之”。因此,周边国家在构建自身的华夷体系或华夷观念时,往往体现出“文化先行”的特征。从日本历史来看,其“脱夷入华”的历史行程亦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点。

       日本自汉代开始出现于中国正史记载以后,便长期被视为“夷狄”。虽然日本与中国王朝确立政治关系(即双方册封关系的形成)不晚于东汉,⑤但是日本被纳入东亚秩序后,长期与中国王朝保持若即若离的关系,并渐渐发展为谋求与中国王朝的对等地位。7世纪至17世纪初,日本曾经两次在军事上挑战中国的中华地位,试图从根本上扭转双方在政治、军事上的落差。结果,白村江的战败使日本失去了“大化改新”以来的国家自信心;壬辰战争的失败则导致了日本权力中心的更迭,甚至影响了德川幕府的对外政策。这意味着,两次战争的失败彻底消灭了日本在古代世界扭转中日硬实力绝对差距的可能性,但日本从未放弃这一想法。⑥对德川幕府而言,丰臣秀吉的前车之鉴与清朝大一统秩序的迅速建立,堵死了日本在硬实力上挑战中国中华地位的路径,在文化层面扭转“中日落差”似乎成为江户日本的唯一选择。然而,在江户时代之前,日本虽已接受《论语》《孟子》以及“春秋三传”中的“华夷思想”,但至少对中华文化持有认同、仰慕之情,未曾想过在文化层面超越中国,也未有过构建日本“文化中心主义”的举动。但是,明清鼎革却为日本在文化层面扭转中日落差提供了有利的外部条件,“乞师复国”而来日本的明朝遗民不惜自降身份的言行,不仅实现了日本的“脱夷”之举,更鼓励和激发了江户日本通过帮助明朝复国而获得“中华”地位的热情。⑦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