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31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691(2017)05-0163-08 江户时代的知识人对“礼”的智识性把握，受本国特殊社会结构与文化差异的影响。从社会结构角度来看，日本武家所建立的军事政权和兵农分离的领主制度，决定了对中国儒礼中的某些思想观念的思考，必然带有鲜明的东洋色彩。从文化差异角度来看，尽管朱子学在近世脱离了日本佛教中的禅僧制度，但德川幕府时代推行的“寺请制度”①以及科举制的缺乏，使得以“天理”为根基的礼法体系就很难透过制度化的设计落实于日本社会。②基于此，知识人对于朱子《家礼》的受容，具有深刻的实践内涵与本土味道。 一、江户朱子学派的分系与传承 镰仓时代中期至室町时代末期，朱子学的思想与体系陆续被留学中国的日本僧众带回本国，并逐步为日本官方和知识界所接受，这使得早期的日本朱子学具有浓厚的佛教色彩。③只有等到江户时代，朱子学才得以真正实现独立发展。朱子的“理一元论”在此时被分化为反对派与支持派，前者包括崛川学派、园学派等主张解放朱子学的古义派，以及反对朱子学的阳明学派；后者则包括推崇实理之学的京都朱子学派、推崇真儒之学的海西朱子学派、推崇正统之学的海南学派以及大阪学派、水户学派等等。④ 京都学派创始于藤原惺窝与林罗山二人。藤原惺窝是最早使日本朱子学摆脱禅宗束缚并建构儒学“义理人伦”观的学者。他将朱子家礼思想定为“实理之学”，“盖仁、义、礼、智之性与夫元、亨、利、贞之天道，异名而其实一也。凡人顺理则天道在其中，而天人如一也”⑤。“性”与“天道”的合一，本质就是人与自然的合一。这种观点将朱子学从释氏“绝仁灭义”的桎梏中解脱出来，“彼去君臣父子以求道，我未闻君父以外，别有所谓道也”⑥。藤原惺窝特别强调，“齐家”是确保道统与治统合一的根本之道，“大学之道，以齐家为本。其为先，是为本经业”⑦。只有父子兄弟的“天理”为家庭所尊崇，统治者才可实现“和育万民”的政治目标。 藤原惺窝的弟子林罗山否定朱子的“理气二分”论，强调“理者气之条理，气者理之运用”⑧的“理气合一”论。在礼学实践上，林罗山曾根据朱子《家礼》的仪则，为母、妻举行儒葬，其子林峰将整个丧葬礼程序记录成《泣血余滴》，此书后成为水户藩儒葬的蓝本。林罗山特别强调家内秩序中的“名分之守”，“盖上下定分而君有君道，父有父道，为臣而忠，为子而孝，其尊卑贵贱之位，古今不可乱，谓之上下察也”⑨。君臣父子之道，惟“孝”与“忠”，两者只是一心。所以，武士对藩主的“忠”也是家内秩序中一种绝对的“道”——即神道、儒道与王道的结合体。这种“忠孝一体”与“上下定分”的思想，客观上为德川家康在统治合法性上贯彻绝对的“为臣死忠”“孝忠只一心”思想。 室鸠巢集京都学派大成，其《文公家礼通考》对《家礼》祠堂制度进行了详尽考证。在祭祀之礼上，室鸠巢一方面继承林罗山的“名分观”，主张各祭其立庙之亲，大夫不得祭其高、曾，庶不得祭其祖；另一方面又并充分地表达了“古礼今宜”的思想，“四世之祭，则揆之天理，察之人情，而不可已者也。至于疏数有节，隆杀有度，则当随时为之损益，何必泥于古乎?”⑩与室鸠巢同时代的京都派学者新井白石著有《家礼仪节考》，对《家礼》的词义与制度进行了详尽的训诂。 藤原惺窝之后仅半个世纪，京都学派就经由木门十哲发扬光大，这些学者成为日本思想界的中流砥柱。京都学派之外，尚有安东省庵、藤井懒斋、贝原益轩、中村惕斋等学者，受学于朱舜水，独成一流派——即海西朱子学派。其中藤井懒斋与贝原益轩在《家礼》丧祭二礼的基础上，著成《二礼童览》。藤井懒斋将家内礼法(孝)视为“为人之本”与“百行之本”，“苟存孝志，则虽匹夫之贱，所以为人也。若无孝志，则虽公侯之贵，所以不异禽兽也”(11)。贝原益轩更将孝悌的伦理上升到天地万物一体之仁的境界，“孝弟之理，通于神明不可窥测谓之深；孝弟之理，达于天下谓之远，此君子之道所以高深且远也”(12)。与林罗山“忠重于孝”的表达不同，京都学派学者更注重渲染“家”哲学的绝对天理色彩，家礼不仅是人伦存续的基本法则，更是建构公共秩序的重要参照。 以山崎暗斋、浅见斋、若林强斋等学者为代表的海南学派(又称崎门学派)，是对朱子《家礼》文献进行饾饤考证最为严谨的一支。山崎暗斋依据《家礼》设置祠堂，制作祖先神主以供家祭，并著成《明和新刊礼记》。在礼学主张上，山崎认为“礼”除了“中和”为本外，还须“敬以直内，义以方外”。被誉为“崎门三杰”的浅见斋以《性理大全》为底本，将五卷本《家礼》进行重新校订，并著有《家礼师说》《丧祭小记》二书。絅斋认为，丧祭礼的具体实践，应该遵循“以其不易固有之心，行乎不易固有之道”(13)。在礼法的“常”之外，更要参酌人情之宜与方俗之变，做到“有常有变”“常变相合”。 而至于日本古学派，其学者则在早期追随朱子学，后转而倡导复古，主张从朱子学出发，直接探索孔孟原著中的“圣人之学”。创始人山鹿素行认为，儒学道统至孔子去世时就已失传，而至宋则完全绝迹，“况陆王之徒不足算，维朱元晦大功圣经，然不得超出余流”(14)。在礼学上，山鹿推崇朱子礼学中“仁”为“性情中节”之说，认为：“礼者，民治所由生也，所以制中也。”(15)山鹿提出的“士道论”为武士阶层“修家护礼”并进而建构“武士道”精神提供了强大的礼学支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