惩戒意愿与法国大革命的爆发及激进化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7.05.009

       长期以来，学者们围绕法国大革命中出现的恐怖统治争论不休，并形成了不同的派别。其中引发争论的一个核心问题是：为什么1789年主张自由人权和民族再生的革命会在1793年走向惨无人道、灭绝人性的恐怖统治?一些学者对恐怖统治持肯定看法，其中法国大革命传统史学持“环境论”观点，认为恐怖统治是1793年内忧外患的危急关头采取的保卫革命的临时措施①；前苏联史学界认为雅各宾专政把革命带入最深入、最彻底的阶段②，从建国到文革结束之前的中国史学界接受了前苏联学界的看法。以巴吕埃尔(Augustin Barruel)、泰纳(Hippolyte Taine)、科尚(Augustin Cochin)和加克索特(Pierre Gaxotte)为代表的法国右翼反革命史学，以孚雷( Furet)为代表的法国大革命修正史学和自伯克(Edmund Burke)以来的英美史学家，则对法国大革命的恐怖统治和暴力行为大肆批评。为了探究恐怖统治的起源，这一庞杂的学术群体又秉承两种研究路径：以塔克特(Timothy Tackett)为代表的学者认为恐怖统治是在具体的历史进程中催化出来的③，法国右翼史家则一开始就认为1789年的精神中已经孕育了恐怖统治的因素④。孚雷进一步提出了“意识形态论”，指出革命前夕法国社会就已经形成了一种意识形态，其核心是平等和人民主权观念，它占据了旧制度末期政治危机中产生的权力真空，成为推动整个革命进程发展的动力，1793-1794年的恐怖统治也是源于这套意识形态⑤。所不同的是，孚雷在批判恐怖统治的同时，还赞扬法国大革命开创了民主和代议制。

       近年，一些学者从情感史的研究视角出发探究恐怖统治的起源。威廉·雷迪在《情感研究指南：情感史的框架》中，把文学上的情感主义应用于恐怖起源的研究⑥。索菲·瓦尼什的《不自由毋宁死：论恐怖统治与恐怖主义》从神圣和报复的角度定义恐怖统治的情感动力⑦。塔克特的《法国大革命时期恐怖统治的降临》通过分析革命亲历者所写的日记和通信，考察了革命者的欣喜、热爱、恐怖、憎恨等情感在恐怖统治的起源中发挥的作用⑧。他的《情感史视野下的法国大革命》一文更可以看做是法国大革命情感史研究论纲，梳理了法国大革命中的几种情感，考察了几个情感共同体之间的分离与融合，分析了情感与行为的关系，勾勒了法国大革命情感史研究的方向⑨。但是这些研究对情感的分析比较宽泛，缺少对情感概念的反思和界定。在本文中，笔者拟从大革命中常见的一种情感——惩戒意愿(volonté punitive)——的视角出发，辅以国家建设理论，考察惩戒意愿的发展与法国大革命的爆发及激进化的关系，期望能对恐怖统治做出客观的解读，并回应当前情感史研究中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

       法国大革命通史性著作大都论及“惩戒意愿”⑩，一些专著还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描述和探讨(11)。本文吸收学术史的精华，并进一步扩展和完善惩戒意愿的内涵：第一，惩戒意愿是在情感依次递进的序列中产生的。1939年，勒费弗尔(Georges Lefebvre)出版《1789年大恐慌》，阐述了在旧制度末年生计危机和政治危机的背景下，恐惧、自卫反应、惩戒意愿这一连串情感是如何依次递进、连续产生的。他的革命心态三部曲被索布尔(Albert Solboul)、伏维尔(Michel Vovelle)、马佐里克(Claude Mazauric)等史家继承，并得到进一步详尽地阐发(12)。因此，笔者吸收上述观点，认为惩戒意愿是在这样的情感驱动下产生的：一般情况下，先是共同体遭到威胁，民众产生恐惧心理，随之引发自卫意识，产生严惩共同体敌人的强烈意愿，做出超出法令常规的惩戒行为。但是，我们并不能过分割裂情感与理性，把“惩戒意愿”看成缺乏理性的情感表达。这种看法很容易回到19世纪后期学者勒庞(Gustave Le Bon)、泰纳解释的路数中来，即把群众看做是“乌合之众”，把惩戒意愿看做是“群氓”非理性的发泄，导致革命的失控，引发大众的暴政(13)。其实，无论是勒费弗尔对大恐慌的研究，还是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鲁德(George Rudé)、爱德华·汤普森(E.P.Tompsons)对群众运动的研究，都证实民众的判断和行为得到习俗信仰、价值观念的支撑，为此，爱德华·汤普森发表了影响深远的“道德经济说”(14)。因此，笔者认可塔克特的看法，理性与情感之间存在密切的相互联系，尽管情感能够冲击甚至扭曲理性，但几乎所有的情感又都有可循的理性脉络(15)。

       第二，惩戒意愿并不是大革命独有的现象，它源自民间，在前现代社会就已存在，只不过强度和幅度不能与革命时期相提并论。惩戒意愿的强弱及其引发效应的大小与精英的态度和政府的对策有关。如果精英没有被民众的惩戒意愿所同化，政府能起到安抚和震慑的作用，民众、精英与政府三者之间则构成稳定的三角形结构。相反，如果精英认同并捍卫民众的惩戒意愿，政府的治安能力薄弱，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民众的惩戒意愿会膨胀，并爆发为杀伤力极强的直接行动，导致政权的崩溃。进一步来说，在革命的进程中，精英极度认同民众的惩戒意愿，并且这部分精英对革命政府产生重要影响，甚至本身就是政府的领导人，民众的惩戒意愿则有可能转变成政府的惩戒意愿，从而在政府主导下产生大规模的惩戒行为，并在这一过程中引发政权机构本身的变化。法国大革命的爆发及激进化所呈现的正是民众的惩戒意愿、精英的态度和政府的对策这三组变量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不同的组合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