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两河流域新年礼俗、观念及其政治功能的演进

       中图分类号：K3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24(2017)10-049-055

       节日或节庆活动是人类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它存在于所有社会，反映了一个民族、一个区域、一个国家的历史和民俗传统。在古代社会，节日或者节庆活动发挥着更加重要的作用，它不仅是全民同庆的节日，也是统治者维持、缓和与自然、与社会、与臣民，甚至与周边国家和区域之间关系的重要时刻。古代两河流域地区作为文明起源早、文化影响大的区域，自然也通过各种节庆活动维持着自身的地位和影响。古代两河流域历史上，各种节日和节庆活动冗繁多样，不可胜数，大多围绕着某种农事活动或者某位神祇展开，因此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其中，新年活动最具影响力，其流传时间、活动内容、参与者范围反映出鲜明的古代两河流域节庆文化的特色、节庆观念及其政治和社会功能。①本文将着重阐述新年及新年节庆活动的主要内容及其流变过程，旨在勾勒出古代两河流域人的新年观念、节庆活动的政治与社会功能的变迁及其特征。

       一、古代两河流域人的新年观念

       古代两河流域人的新年观念建立在对于自然，特别是对于日月变化和农时转化的认识的基础上。古代两河流域居民很早就认识到日月变化代表着时间周期的变化。根据文献记载，古代两河流域居民比较认同月神[苏美尔文献中称南纳(Nanna)，阿卡德文献称辛()]的周期。在苏美尔神话中，月神南纳被认为是太阳神乌图(Utu)[阿卡德文献中称沙马什(})]的父亲，但是地位高于太阳神。文献中说“南纳确定月份和新月(的时间)，[确定]了一年的周期”。根据月神的活动，即月的盈亏，确立的月份和年份，即阴历，应该古代两河流域居民主要遵守的时间周期。阴历也被邻近地区的居民采用，位于幼发拉底河中游的马瑞文献中也发现了相似的记载：“南纳确定了月份，完成了年份”(d Nannaitige-en-gen-en mu-silim-ma)。但是，事实上，阳历似乎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古代两河流域社会主要节庆活动的时间似乎依照阳历安排，通过置闰月调整时间，因此，有学者认为古代两河流域的历法实际上是“将阳历年挤进阴历的瘦小躯壳中”。[1]4

       古代两河流域人的时间规划与今人没有差别，包括年、月、日、季节的划分。“年”，苏美尔文写作MU，阿卡德文写作；“月”，苏美尔文写作ITI，阿卡德文写作arhu。一个月的长度根据月亮的盈亏确定，一般在29天或30天，一年有12次月亮的盈亏变化，因此有12个月，一年有354-360天。为了弥补盈亏变化的差距，古代两河流域人每隔若干年会置闰月，该月名与前月名相同，用苏美尔语词汇diri代表多出的一个月，即闰月。古代两河流域地区的季节变化大致可以划分出四季，但大多表现为干季和湿季、种植季和收获季的变化。月名的命名也经过了漫长的变化，在早期，月名以当月的节日名命名，更直接地表明了节庆活动在古代两河流域早期历史中的重要地位。

       在这些认识的基础上，融合农业生长规律，古代两河流域人制定了历法。在古代两河流域历史上，主要是早期历史发展过程中，先后出现过多种历法。在有些发展时期，特别是政治统治并不稳定的时期，多种历法系统并存；在政治局势走向稳定，特别是新朝建立的时刻，统一历法也是政治统治的一种手段。在古代两河流域历史上，存在过四类主要历法系统：第一种是限于某个城市或者某个特定区域的历法，比如公元前3千纪幼发拉底河中游地区的埃勃拉(Ebla)历；在主要的苏美尔城市，比如尼普尔、乌尔、阿达布、拉伽什、乌玛等，也存在过城市自身的历法系统，相应的月名也具有某个特定区域宗教和经济生活特点。第二类历法系统是某个特定民族根据自己的生产生活方式制定的历法，不局限于某个城市或国家，具有跨越边境的特征，比如公元前3千纪末期—前2千纪的阿摩利(Amorite)历，它广泛用于位于两河流域周边区域的沙杜普()、埃什努纳()、内瑞伯图(Nērebtum)等地；另外，胡里历是集中居住在两河流域平原北部和叙利亚地区的胡里人使用的历法系统，在努兹(Nuzi)和部分西部城市中通行。第三类是某个国家推行使用的历法，包括使用地区历和民族历的地区，这种历法用于档案保存，也标志着国家的统一和完整。其中年代最久远的一种是伊新王伊什比埃拉(Ishbi-Erra)颁布的通行于两河流域南部平原的国家历法，另外还有拉尔萨的瑞姆辛历(可能是在国家创立时颁布的标准历法)和中亚述时期的阿舒尔历法。②最后，在古代两河流域地区使用最为广泛的一种历法系统是公元前3千纪在西起埃勃拉和马瑞，东达埃什努纳的广阔区域内使用的早期塞姆历，另外还有从公元前2千纪末开始使用的标准两河流域历。二者的主要特点是月名不具有地方特色。早期塞姆历的月名主要与气候和农时有关，标准两河流域历的月名则综合了各地月名和历法系统。[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