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124(2017)06-0073-07 法国汉学刊物《通报》(T'oung Pao)1900年号，刊载了两篇与马建忠相关的文章，其一为耶稣会士管宜穆所写的《马氏文通》长篇述评，[1]其二为该刊主编、汉学家高第(Henri Cordier)亲撰之马建忠讣闻。[2]讣闻全文如下： 我们在这最新一期的刊物发布《马氏文通》的书评以及马氏本人于1900年9月3日于上海去世的消息。这个消息令我们震惊不已。他曾患有哮喘病，心脏虚弱，可能是由此引起的灾难。他出生于松江地区泗泾镇一个天主教家庭，①是三兄弟中最年轻的一位，受洗时所起教名为玛弟(Mathias)。1877年他随由李凤苞和日意格所领导的留欧教育使团来到法国。他在政治学院修学，并成功通过法学院考试。回到中国后，他接替唐景星成为轮船招商局负责人。两或三年前，在他为其母亲服丧期间，曾回过法国。去年他再度来到欧洲。他前往罗马为他以往的罪过行公开赎罪礼。他去世行基督教葬礼。 与《通报》上刊布的其他讣闻不同，高第没有强调马建忠作为当世名人的世俗功业，而是把侧重点放在其宗教身份和宗教情怀上。行文含蓄节制，但庄重肃穆，字里行间隐含着对死者的体恤和敬重。这则讣闻还有一些别的特点：高第对马建忠身世的了解不够全面，有异于他所撰写的其他讣闻，这里没有指出马建忠生日，而且弄错其出生地；对马氏事功则大致清楚，并且披露一些中文史料所不见或少见之信息：(1)马建忠的病史；(2)他临终前的两度欧洲行。[3]2584，2697 高第对马建忠的关注和描写远不止于此，其出版于1901年和1902年的三卷本学术巨献《中国与列强关系史，1860-1902》也多次提到马建忠，②[4]既有依据史料对马氏在清政府对外关系中角色的客观描写，也有从个人亲历角度对之描述和评价，并撰有远较讣闻完整之传略。另外，笔者在法国科学院(Institut de France)图书馆手写档案部高第档案中，查阅到马建忠致高第的七通信函，其中一通为中文名片，六通为法文信函。笔者将根据这些史料及其他相关材料，梳理高第和马建忠的关系，并勾稽中文史料里所不见、但又有助于建构马建忠生平的一些史迹。 一、高第其人及其著作 Henri Cordier(1849-1925)，汉译名多种，其中较为通行的是考狄，其次是高第。笔者在多种高第的法文著作封面上看到其汉字署名“高”，故此，我们在行文中尊重其本意，取译“高第”。 有别于学院派学者，高第没有接受过大学教育。他之所以从事学术工作，既与其个人学术志趣有关，亦与他早年在中国之独特经历不无关系。 高第自小嗜书好文史，曾多次获中学历史学科优胜奖，有志从事文史及文献研究工作，为此拟入读法国国家文献学院。但是，他在中国经商的父亲希望他经商，并到中国寻求机会。1869年，高第遵父命赴华，在上海度过了七个年头。 高第供职美商旗昌洋行，该洋行合伙人金能亨(Edward Cunningham)为其父挚友，对其照拂有加。[5]295金能亨为沪上西人侨领，1854年成为上海工部局首届董事之一，1862年创建一度垄断长江航运的旗昌轮船公司，在上海滩外侨社会中极富声望。高第旅沪期间寄居金家华府，并随之出入各种社交场合，从而认识不少头面人物，其中过从甚密并对他影响至深的是雅好中国文化的俄国汉学家巴拉第、[6]3传教士学者伟烈亚力和耶稣会士费赖之神父，[5]295他们都是这位敏而好学的后生晚辈的学术引路人。[6]3 1869年，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收购伟烈亚力的私人藏书，以此为基础建立文会图书馆。高第嗜好文书的特质让他马上成为图书馆的荣誉图书管理员，把大量业余时间投入到图书管理和书目编排中。1872年，高第为草创期图书馆编出第一部馆藏书目，③[7]279《北华捷报》及《中国评论》予专文介绍，称该书目使读者无需再咨询图书管理员，并对文会事业有所促进。图书馆注重收集东方学的图书，为“热衷于亚洲的学者”从事东亚及汉学研究提供极大方便。这个经历成为高第学术事业的重要起点：他有了编纂《西人论汉学书目》的念头，期间获取的知识，则对后来编纂该书目和其他书籍起到重要作用。[8]57-59 高第本职工作是旗昌轮船公司的船务核算。这个职务提供他随船游历各地的机会，足迹遍布中国大部分通商口岸，对中国社会多了书本知识以外的感性认识。遗憾的是，高第没有把时间分配到学习中文上，未能在旅华期间掌握汉语。 高第遍览群书，矢志搜求文献，迷恋图书编目，很快就以中国研究之文献专家在学界闯出名声，伯希和说他的博闻广记，没人能与之相匹。[6]12他最为学界所称道的成果之一就是汇聚有史以来西方有关中国研究的文献书目，编纂《西人论汉学书目》(Biblotheca Sinica)，并因此获1880年儒莲奖。他在有生之年继续跟踪新出成果，不断增补。这套丛书，至今仍是西方汉学研究的重要学术工具。④高第另一嘉惠学界的贡献是于1890年与莱顿大学施古德(Gustave Schlegel)教授合作创办《通报》，作为汉学研究的权威学刊，大力促进该学科的发展。高第于1877年在《批评杂志》发表第一篇学术文章，[6]5自此笔耕不辍，著述等身。我们无须铺陈高第的学术成果，但前文提及的《中国与西方列强关系史》，与本文主题有一定关系，需加以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