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德国的涉藏活动和西藏政策考析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由于英、俄在中亚的激烈争夺，西藏成为现实的战略地区。虽然在西藏从来没有直接的政治和经济利益，但是德国也表现出了对西藏的极大兴趣，涉藏活动急剧增加。这是历史上德国涉藏活动极为活跃的时期，其西藏政策也发轫于此。德国在远东积极争夺势力范围，但由于进入殖民行列较晚，大大落后于其他列强，因此德国奉行的政策与美国相似，即“门户开放”和“利益均沾”。德国人既表现出在中国积极扩张的热情，又力图保持中国领土的完整，尤其是对那些还没有能力施加影响的地区，德国坚决承认它们是中国的一部分。德国明确反对西藏和蒙古脱离中国，反对英、俄将它们发展成独占的利益范围。西方尤其是德国的学者对德国历史上的一些涉藏活动进行了研究，主要集中于德国摩拉维亚教派传教士在西喜马拉雅地区①的活动与纳粹时期的西藏考察和探险。②威廉二世时期的德国有频繁的涉藏活动并最早明确表达了德国的西藏政策，但相关的研究还较为薄弱。20世纪初，德国的涉藏活动主要体现为两种方式：一是频繁的西藏及周边藏区考察和探险，③二是在与英、俄交涉中明确宣示其西藏政策。德国人还试图与西藏上层建立起直接的联系，一战期间甚至企图在拉萨设置一名德国代表，但都以失败告终。

      一、20世纪初德国人在西藏地区的活动

      历史上，考察和探险是德国人直接接触西藏的主要途径，也是德国涉藏活动的主要表现形式。20世纪初，当时的英印总督寇松曾说：“在今天亚洲的中心地区还仅有一块神秘之地，也是19世纪唯一留给20世纪进行研究的神话，它就是西藏和拉萨。”④因此中亚和西藏成为欧洲探险者最热衷、最能为他们带来荣誉的地区。20世纪初是西方人在西藏考察、探险、游历等的“黄金时期”，也是西方大规模获得西藏信息的关键时期。这段时间进入西藏或在西藏周边活动的西方人大规模增加，获得西藏信息的数量和质量也有巨大提高。借助于在西藏地区的殖民活动及其在科学、文化上的霸权地位，英国成为西方人的“西藏知识”的主要生产者和提供者。以英国的皇家地理协会和皇家亚洲协会为核心，西方各国对西藏感兴趣的各色人物形成了一个“西藏圈”，有关西藏的各种信息可以在这个圈子中迅速传播和交流。⑤每当某一探险者从西藏归来，这个圈子中的人物都会争相邀请他到本国演讲或授予其某种荣誉，他的作品也会很快被介绍到本国。这个圈子中比较知名的人物包括：英国的寇松(George Curzon)、荣赫鹏(Francis Younghusband)、贝尔(Charles Bell)、斯坦因(Marc Aurel Stein)、钱达拉·达斯(Sarat Chandra Das)，瑞典的斯文·赫定(Sven Hedin)，法国的伯希和(Paul Pelliot)、大卫·妮尔(Alexander David-Neel)，德国的埃米尔·施拉君特怀特(Emil Schlagintweit)、弗兰克(August Hermann Francke)、菲尔希讷(Wilhelm Filchner)、舍费尔(Ernst Schfer)，意大利的图齐(Giusepppe Tucci)，美国的柔克义(Woodville W.Rochkill)等。他们在西藏考察和研究上，既相互帮助、分享信息和成果，又彼此竞争，其中英国人居于主导地位。德国人也不甘落后，加入了欧洲列强到中亚和西藏考察的竞赛且收获颇丰，其吐鲁番研究和藏学研究迅速发展，成为英俄的一个重要竞争者。

      德国的藏学研究在19世纪末逐步发展起来，重要的贡献者是德国摩拉维亚教派的传教士。这个教派自1856年开始在靠近西藏西部边境只有120公里的拉合尔地区(Lahoul)建立了众多传教点，致力于向西藏人传教。他们在西藏边境的活动一直持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是历史上在西藏地区活动最持久、规模最大的一个德国人群体。出于传教需要，一些德国传教士对西藏的语言、文化、宗教和社会进行了深入观察和研究。通过“传教旅行”他们了解和收集当地方言、民俗和地理的情况，也收集各种人类学物品。他们每次“传教旅行”之后，一般都会写成报告，寄回海伦胡特的总部，发表在《兄弟会传教通讯》上。他们从西喜马拉雅带回德国大量的信息，既有给总部的报告，也出版了众多的书籍和文章。传教士的一项重要工作是翻译出版藏语《圣经》，这项工作持续了近一个世纪。1902年他们将《新约》译成藏语，同时开始翻译《旧约》，1948年完成了全部《圣经》的藏语翻译。⑥

      弗兰克是该教派研究西藏的代表人物。他1896年来到当时的拉达克王国首都列城(Leh)，后在西喜马拉雅地区生活了14年。除研究藏语，他还重视收集和发掘当地的历史和文化资料，尤其是拉达克地区的口头历史，涉及考古、民俗和史诗。他有大量关于西藏语言、历史和文学的作品，也出版了许多有关西藏风俗习惯、民歌、传说、谚语和游戏等的著作。1907年，他的重要著作《西藏西部历史》在伦敦出版。1922年他取得了柏林大学的执教资格，1925年晋升为教授，成为德国大学中第一位藏学教授。藏学正式在德国的大学中成为一门学科。⑦

      摩拉维亚教派的传教点是不少欧洲人在喜马拉雅地区考察和探险的重要落脚点和中转站。他们还可以从传教士那里获取各种有关当地的地理、社会和文化等方面的信息。1856年，德国的施拉君特怀特兄弟(Schlagintweit)进入拉达克考察，得到了传教士们的热情帮助。后来的捷克人斯托利茨卡(Ferdingan Stoliczka)、匈牙利人伯仁采(Ladislaus von Berenczay)、奥地利人特洛尔(Josef Troll)等都得到过德国传教士的接待和帮助。1901年和1906年，瑞典人斯文·赫定进行西藏探险时，到访了德国传教士在列城和波城的传教点。赫定还在列城与德国传教士们共度了1901年的圣诞节。⑧他从传教士们那里获得了极为宝贵的拉达克地区的气候资料。这些气候学资料是传教士们长达50多年坚持不懈观察和记录的结果，成为赫定对西藏气候考察和研究的重要补充。1906年，赫定在德国传教士的帮助下，做了各种准备，从列城出发进入西藏南部，到达了扎什伦布寺。赫定在其作品中经常提及自己所受的友好接待。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在印度的德国传教士成了俘虏。德国人在西喜马拉雅地区的活动就此结束。作为英德间交换俘虏的一部分，1916年他们被换回德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