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J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11X(2017)04-0130-09 韩愈说“文以明道”，周敦颐说“文以载道”。无论是“明道”还是“载道”，说的是“文”与“道”的关系，也说明了中国传统文化对“道”的看重，“文”是载体而已。庄子“庖丁解牛”的核心思想就是“技进乎道”。庖丁正是有了这种巧夺天工的“技”，才有了“近乎道”的基础。中国传统意识和文化观念中，“言”“象”都被认为是“器”，是“载体”。所谓“得象忘言”“得意忘象”是也。中国是图案文化大国，传统造物器的“技”与“器”合一，无论是造物本身还是器物上的图案都是“技”“器”合一。这种“合一”常常被称为“巧夺天工”。中国传统造物艺术与图案完美的统合以及图案本身的独立样式，不仅体现了巧夺天工的绝妙技艺与工匠文化，也承载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诸多内容。换句话说，载道的不仅是“文”或“物”，“图案”同样可以载道，即造物艺术和图案是有文化内容的。这里我们也不难看出，图案往往是造物艺术的一部分，如青铜器、瓦当、铜镜、漆器乃至建筑构件上的图案，同时图案也是中国文化的体现。一般而言，图案的文化含义与造物艺术有关，当然也有独立文化含义的图案形态。 一、文化观念决定图案样式 庙底沟出土的彩陶属于仰韶文化时期的造物器，其中彩陶上的图案被图案学家雷圭元认为是中国最早的图案纹饰[1]，它们基本具备了图案化的特征。略早于庙底沟的河姆渡出土的几件值得我们关注的绘有“图像”的器物，比较有名的是象牙雕刻“双鸟朝阳”和一件刻绘有“野猪”和“稻禾”的陶钵(图1)。这几件器物上的“图像”不完全是“图案”的性质，并没有图案化，但可能是图案化的“原型”。我们认为“野猪”“稻禾”尽管是远古人对能够满足生存“食物”的一种表达，但它蕴含着深层的文化内涵，“野猪”图像可能与“豨韦”神话有关联。《庄子·大宗师》说“道”时，言“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自本自根……豨韦氏得之，以挈天地；伏羲氏得之，以袭气母。”[2]刘文典注“豨韦氏”，文字以前远古帝王号也。陆思贤认为“这位豨韦氏，与神话中的‘封豨’有密切关系，是现实生活中的猪。”[3]这就能够说得通河姆渡陶钵为何出现“猪纹”图样，而且大汶口出土有“猪形陶罐”并图绘有“豨韦”神像，金文中也出现了“豨韦”神像，“豨韦氏”这一观念也可以解释红山文化出现的“玉猪龙”；“双鸟朝阳”的含义可能更有“隐喻”的性质，或者说隐含比较复杂的文化内涵。对于“双鸟朝阳”至少有三种说法：第一种认为“双鸟朝阳”，按《山海经》的说法就是“玄鸟负阳”，从图形上看这种说法也可以成立。第二种认为是双鸟孵蛋，由此衍生第三种说法，认为有生殖崇拜的含义。河姆渡出土器物上的“图像”或“图形”的表达方式，采用的是“具象”的形式，可以说是远古人的“写实”方式，试图表现与他们生活紧密相关的对象，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待“双鸟朝阳”的图形，把它看成是“孵蛋”的说法也可成立，由此可以推断河姆渡人开始了“驯养”的活动，水稻的大面积种植也旁证了“驯养”这一项活动。但值得注意的是金沙遗址出土的“太阳神鸟”，表现的图案形式是“四鸟负日”，所以“双鸟朝阳”也可能有“负日”的含义。“双鸟朝阳”从而产生了多种含义。同时还应该注意它是一件配饰，能够佩戴这个配饰的人不是一般的人，应该是氏族的族长或巫师一类人。到底是哪一种文化含义决定了“双鸟朝阳”的图像(图案)形态，也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至少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图像(图案)的形态由它的文化内涵所决定。 而庙底沟出土的彩陶上的“图案”并非“具象”或“写实”，明显地显示了“图案化”的特征，苏秉琦认为这些图案属于庙底沟后期文化形态[4]。我们在另外的文章中已经讲到了“图案”形成的重要标志就是从“具象”的图像走向“抽象”的图案化，庙底沟彩陶器上的图案纹样正是图案化的结果。有专家考证庙底沟彩陶花纹图案为“华胥履迹生伏羲”的花神图腾神话，认为“华胥应是华族先祖的花神名”，庙底沟彩陶的玫瑰花和菊花正是华族的图腾[3]。花纹图案在庙底沟彩陶上的运用，不但体现华族图腾的文化含义，而且也体现了图像向图案转化的抽象化的结果，这种结果证明了远古人具有了较高的审美意识，即彩陶这种用器上的图案具有装饰的品质。也就是说，图像演变为图案后，远古人类的审美意识才得以自觉地表达出来，我们看到文化内涵与审美对图案形成的影响是决定性的。当然，非图案化的“图像”未必是用来审美的装饰性“图案”，这类非装饰性的图案一般不是日常彩陶用器，而可能是其他器物如丧葬用器。同属仰韶文化的半坡出土的彩陶盆器物上的图像(图案)，其内涵也比较复杂。半坡彩陶盆不是一般的日常用器，而是用于丧葬瓮棺上的陶盆盖。瓮棺盆上有空孔，考古学家认为是灵魂的出入口。尤其是彩陶盆上绘有的“人面鱼身”(亦有称“人面鱼纹”)图形，我们认为很难称为“装饰”性的图案，它该是原始聚落族群的标志或图腾，也可能含有某种准宗教的意义，还可能是配合丧葬形式雏形的体现图像形式。当然，它们是后来装饰性图案的原型，半坡彩陶盆上的其他图案纹样也证明这个问题。如鱼类图像以及由鱼类演变为“半写实”状态直至图案化的那些鱼纹几何纹饰即是如此。不过这类图案多在日常器物品上，如果我们要追问那些图案化的几何纹样文化含义，必然要追溯到图案原型“鱼”的图像上来才能阐释得通。 出土于红山文化祭坛的器物以及围绕祭坛周围积石冢出土的玉器，尤其是玉猪龙值得我们注意。“牛梁河女神庙并非孤立存在，而是作为整个祭坛遗址群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庙与冢坛的结合”[5]，由于出土的位置非常特殊，它们不属于一般墓葬性质的陪葬品，而是属于祭坛区域的器物品，因此与某种宗教仪式有关。红山文化玉器中的玉鸟、玉龙或玉猪龙等，我们可以看成是“立体图案”的雏形，它们不同于稍后湖北天门石家河出土陶器中的鸡、鸭、猪等饲养动物的“立体图案”，红山文化出土的玉鸟、玉龙或玉猪龙具有宗教含义。玉猪龙就与前面我们提到的“豨韦”神像有关，豨为豕，豕为猪，庄子说“豨韦氏得之(道)，以挈天地”，红山文化的玉猪龙应该是豨韦神像的呈现。同样，出土安徽凌家滩8000年前的猪龙版(图2)，也应该是豨韦神像。这就是说远古出土的“猪”的图像(图案)包括平面图案和立体图案都与远古神话有关，未必能用驯养的概念来阐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