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来，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十分重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把思想政治工作放在突出的位置。思想政治工作对于团结教育人民，调动人民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促进经济建设和社会进步，愈来愈明显地发挥着巨大的作用。但在现实生活中，由于历史或变革中的某些原因，往往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两种倾向：一是只交待任务，不管思想教育，对周围产生的矛盾，或视而不见，不管不导；或姑息迁就，是非不分，好人主义盛行，官僚主义猖獗。二是借口现在是市场经济，法制社会，解决矛盾主要依靠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行政手段，出了问题用罚款、行政处分或上法院就行，思想政治工作起不了什么作用。他们的脑子里实际上想的是“思想政治工作无用论”。这两种倾向的存在貌似有别，其实都是以忽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为特征的。这里涉及一个根本性的认识问题，即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改革开放的今天，我们还要不要坚持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尤其是要不要坚持说服教育的思想政治工作方法的问题。笔者认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思想政治工作不但必须加强，而且必须坚持以说服教育为基本的方法。其理由如下： 一、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经验看，任何社会的统治阶级要实现其统治，毫无例外地都使用强制与说服两手，一手抓暴力机构：军队、法院、监狱；一手抓思想教育：学校、宗教、文艺等等。光抓暴力而不施教，搞不教而诛，久而久之势必引起人民的反抗；反之，光抓教育而无暴力强制，搞光教不诛，久而久之势必导致匪盗横行，人民得不到安居乐业。这是两个极端，两者都有片面性。中国古代就曾经在理论上出现过这两种观点截然不同的儒法之争：儒家中有部分人主张“仁”治，仁者爱人，主张以仁义治天下。他们认为人性本善，只要对他实施教育说服，就可以达到天下大治。法家的主张则与此相反，认为以仁义是不能治天下的，你自己能“爱”人，但不能使别人都能相“爱”；你自己可以对别人实行“仁义”，但不能使别人都象你那样对其他人都实行“仁义”。要达到天下大治，只能依靠“法”治，要严刑酷法。这两者各执一端，都有一定的道理，但都不全面。所以几千年来中国封建统治者在实践中曾是兼儒法两家之说，一面讲“仁”治，一面抓“法”治，两手并用，根据不同形势而时有侧重。西方国家历史的进程同中国历史的发展稍有不同，它们的封建社会时间比中国短，进入资本主义的时间比中国早，但是综观其历史，无论是封建阶级还是资产阶级，为了实现其统治，毫无例外地都采取“暴力”与“和平”两手：一手抓军队，用火与剑对反抗他们的人民实施残酷的统治；另一手抓牧师，用“圣经”对人民进行娓娓动听的说教，劝人们行善和忍受现实的痛苦，追求死后的天堂。 现在我们是社会主义社会，政权的性质与历史上存在过的一切剥削阶级社会根本不同。但在如何执政、如何治理社会的问题上，历史上一切执政者的经验与教训却是可以引以为鉴的。任何社会的存在发展除了其特性还有共性。过去统治阶级执政的经验与教训里也包含着一些普遍性的成份。目前我们干部中那些认为思想政治教育不管用，说服教育方法已过时，只有用经济手段、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实行强制才能解决问题的观点，实际是历史上早已出现过的只讲“法”治，不讲“仁”治的片面性观点。在这里我想重温一下孔子在《论语·为政》中讲的这句话是很有意义的。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这就是说：“用行政命令来治理百姓，用刑法来制约百姓，老百姓只是勉强克制自己避免犯罪而不知道犯罪是耻辱的事情；用德来治理百姓，用礼来约束百姓，老百姓就知道做坏事可耻而且能自己纠正错误。”[1]这里我不想对孔子这句话作全面的分析与评价，但这句话里指出的光用强制手段治理百姓而不注意用思想教育的方法去提高老百姓的认识与觉悟是达不到目的的思想是正确的。用说服教育的方法去提高群众的认识，启发群众的自觉性，是执政者得以达到天下大治的必要条件，所不同的只是在不同社会、不同时代、不同阶级所采用的说服教育的内容有质的不同罢了。但作为对群众工作必须“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说得人心服口服，以德辅刑的方法，却是任何社会的执政者必须坚持的方法。 二、从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经验教训看，坚持说服教育的思想政治工作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是我们党得以战胜强敌，克服困难，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伟大成就的重要保证。历史证明，对待人民内部的问题，无论是党内党外，只有坚持说服教育的思想政治工作，运用“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才能从人们的灵魂深处唤起觉悟，才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因素。反之，如果采取粗暴的“关、卡、压”的办法，往往会把矛盾激化，事与愿违，把事情搞糟。如1942年的延安整风运动，由于采取了团结、教育、深入细致的思想教育方法，达到了全党团结统一的目的，为革命的胜利创造了必要的条件。60年代全党开展学雷锋的正面教育运动，对于教育人民，端正党风民风，促进社会主义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起了巨大作用。而1957年的“反右斗争”和1966年开始的长达十年的“文革”中采取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方式，加之无法制可循，致使人们的身心受到严重的挫伤与摧残，同时造成整个社会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全面紧张，社会各方面的发展都受到不良的影响。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与教训都是十分深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