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三大特色

作 者:
陈哲 

作者简介:
陈哲,武汉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0 陈哲(1967- ),男,湖北安陆人,武汉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高级访问学者。

原文出处:
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内容提要:

延安时期,既是中国共产党由小到大、由弱到强发展的关键期,也是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传播和教育的黄金期。其中干部高等院校以青年知识分子为对象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进行得如火如荼、有声有色,成功地解决了“培养什么样的人”和“为什么人服务”两大关键问题,特色突出,效果显著,为抗战最终的胜利和新中国的建设培养了一大批合格的干部和人才。


期刊代号:G2
分类名称:思想政治教育
复印期号:2017 年 1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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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I:10.15938/j.cnki.iper.2017.03.012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749(2017)03-0064-06

       延安时期是从1935年10月红军长征结束后,中共中央随军队到达陕北瓦窑堡,直至1948年3月中共中央离开陕北前往华北的十三年时间。在这一时期,为使抗日根据地的教育工作适应并服从抗战事业的需要,中国共产党从抗战开始就制订了国防教育(即抗日教育)的方针政策,边区的教育在国防教育方针的指导下,得到了迅速发展。为了动员全民族抗战、充实中共基层干部队伍和争取青年知识分子,中国共产党以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为中心,在抗日根据地创办了包括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和鲁迅艺术学院等在内的主要干部高等院校12所,延安俨然变成了一所革命的“大学城”,高等干部教育的数量、种类和规模,都达到了史上最高峰。其中对以青年知识分子为对象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不仅占有十分突出的地位,而且颇具特色,成效显著。

       一、统一标准——始终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

       当时全国各地到延安的青年知识分子,从1937年到1941年,总数有4万人左右。1943年12月底,在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上,任弼时发言,“抗战后到延安的知识分子总共4万余人,就文化程度来说,初中以上71%(其中高中以上19%,高中21%,初中31%)。”延安犹如一块巨大的磁石,强烈地吸引众多热血青年“朝圣”般地从四面八方涌来。诗人柯仲平1939年在《延安与青年》一诗中说:“我们不怕走烂脚底板,也不怕路遇‘九妖十八怪’,只怕吃不上延安的小米饭,不能到前方抗战,只怕取不上延安的经典,不能变成最革命的青年。”“割掉皮肉还有筋,打断骨头还有心。只要还有一口气,爬也爬到延安城。”毛泽东曾对此高度评价:“你们从很远的地方辛辛苦苦地来延安学习,我看是已经有了决心的。什么决心呢?延安没有升官发财的机会,你们来此一不为升官,二不为发财,那末远道来此,究竟为什么呢?无疑的是为了抗日救国,所以你们是有抗日救国的决心的。”[1]但是青年们的决心只是一种自发的意识,是缺乏理论支持的。事实上,对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来说,共产党的抗日与其他地方的抗日有什么不同并不是人人都能说清楚的,有些人奔赴延安也仅仅只是一种“从众”行为。对此,宋平曾说过类似这样的话:大批爱国青年投奔延安,只是为了参加抗日斗争,投奔光明,至于共产党究竟是什么?社会发展的前途和规律又是什么?头脑并不十分清楚。

       青年时期是一个人长身体、学知识的重要时期,也是其政治方向形成的关键时期。政治方向教育不但决定着对青年进行教育的内容和方法,而且决定着把青年培养成什么人这一最根本性的问题。毛泽东认为青年不仅应该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而且还需要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骨气来坚持。延安青年知识分子所接受的教育,首先是“正确的政治方向”的教育[2],是为现实政治服务的教育。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就特别强调教育为革命服务的问题。他说:“一次伟大革命战争的胜利必须要有伟大的革命战争教育运动与之相辅相成”,这就需要通过教育“完成提高民族文化与民族觉悟这一伟大的任务”。一言以蔽之,“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之目的是为了培养改造现实的战士。”1937年2月初,他接见了从北平来的一批知识青年,在向他们表示欢迎之后说:延安的抗大和你们北平的大学不一样,北平的北大、清华、燕京大学,有礼堂,有教室、实验室、图书馆,有桌椅板凳,有名教授;我们这里什么也没有。他指着露天会场说:这就是教室,你们看,没有桌椅板凳。我们抗大的物质条件是比较差的,同志们要准备吃苦,只有吃苦才能革命。但是,有一点我们不同于别的军事学校的,就是我们抗大是研究革命道理的大学校,是研究民族解放、社会解放的大学校。我们人很多,一两千人;我们的理想大,奋斗目标大,我们这个大学校,在中国过去是没有的,世界上也是很少的。这里毛泽东所讲的政治方向,就是抗日救国的、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的方向,是坚定不移的共产主义信念的方向,是艰苦奋斗的革命意志的方向。10月,毛泽东给陕北公学题词中指出,要造就一大批人,这些人是革命的先锋队。这些人具有政治远见,这些人充满着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中国具有一大群这样的先锋分子,中国革命的任务就能够顺利的解决。1938年3月,毛泽东给“抗大同学会”亲笔题词,确定了抗大的教育方针,即“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1939年5月30日,在《新中华报》发表的《抗大三周年纪念》一文中,毛泽东谈到抗大之所以全国闻名、全世界闻名,“是因为它的职员教员与课程是革命的进步的,又因为它的学生是革命的进步的”。[3]他还指出:“抗大的教育方针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这三者,是造成一个抗日的革命的军人所不可缺一的,抗大的职员、教员、学生,都是根据这三者去进行教育与从事学习的。”[4]同年7月25日《中央军委关于抗战工作的指示》强调:“政治教育是中心之一环,课目不宜过多,阶级教育、党的教育与工作必须大大加强”。李维汉曾经说,把青年引到抗战救国运动中,并培养他们的自动性与创造能力的路线,就是我们学校内教学与生活方式的根据。因此,延安时期各类干部高等院校在教学实践中,确立的统一的思想教育方针是:“始终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这种政治方向就是坚定不移的共产主义信念,坚定正确的革命目的,坚强不屈的革命意志。始终坚信共产党的领导,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不动摇,为抗战和人民的利益不怕苦、不怕死。坚定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投降卖国政策,抵制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侵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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