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来说，某种社会思潮在大众生活中的传播，往往会选择最恰当的传播路径、物质载体或者平台，去实质性地影响它的受众群体。这些路径、载体或者平台的优劣(主要指它们与思潮本身的契合程度)会左右甚至决定该思潮的实际影响力，即它们能够把握受众的深度、广度和持续性的久暂等。兴起于20世纪50年代的西方波普(popular)享乐主义，作为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普遍流行的一种社会思潮、一种价值观和大众意识形态，在经历了70年代的历史低谷之后，在21世纪初又有了复兴的强劲势态。从传播学的视角看，这种复兴与互联网的巨大普及和广泛使用密切相关。换言之，互联网已经成为当今西方波普享乐主义思潮滋长、传播和泛滥的最大帮凶。当然，作为纯粹的应用性技术平台，互联网本身并不能成为人们道德归咎的对象。然而，通过对互联网与享乐主义思潮传播之内在关联性的深入剖析，我们不难发现其背后的真实“推手”和政治图谋。对此，我们应揭示这种思潮的演化轨迹、传播特点和传播规律，从而提出有针对性的防御和解决对策。 一、波普享乐主义卷土重来 在西方，享乐主义(又译为“快乐主义”)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它的提出最早可追溯到公元前3世纪的阿里斯提卜。据说他创立了昔勒尼学派，把享乐与人生的根本目的联系起来。该学派认为，由于生命的短暂和无法持续，我们应追求当下的肉体享受，而不是单纯的精神宁静，唯有这样才能达到最高的善。然而，享乐主义的继承者伊壁鸠鲁却不赞同这种观点。在他看来，我们更应关注“灵魂”的感觉，因为“当我们说快乐是一个主要的善时……我们所指的快乐是身体免除痛苦，灵魂免除纷扰。因为象醉酒狂欢、声色之乐、鱼肉之宴和别的这样一些豪华阔气之举决不可能持久”[1]。由此看来，最初的享乐主义有两种基本主张：一是寻求物性享受和身体快感，另一是追求心灵平和与精神安宁。尽管二者都把享乐视为最大的善，但在善的内涵、构成和品质上却有着完全不同的理解。不过在当时的城邦生活中，究竟有多少人能够认同享乐主义理念，奉行并传播昔勒尼学派的生活态度和生活观，恐怕至今也无从得出详细的结论。毕竟对于普通的城邦公民而言，享乐欲求的实现要受制于经济条件和个人德性等诸多因素，因而它的辐射范围也注定是极为有限的。 16世纪以来，随着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繁荣，多数人的经济条件有了明显改善，寻求物性享受的享乐主义开始滋长，上流社会的奢侈之风日渐盛行。在桑巴特看来，奢侈与资本主义有着天然联系，这种联系突出表现为“消费型城市”的逐渐形成。[2]33据学者考证，在当时的欧洲大陆，柏林、威尼斯、罗马、马德里、那不勒斯等都是富有者享乐的天堂。以威尼斯为例，人们不难发现，“花费于威尼斯的巨额财富带来了富足、奢侈的快乐生活，吸引了许多外国参观者。……在1565年的一封信里，它被描绘成最佳旅游胜地；在亨兹纳(Hentzner)的《旅行》(Itinerarium)中它被称作快乐天堂。威尼斯最吸引人的地方是娱乐和女人”[2]36。在那样的时代里，弥漫于宫廷贵族和上流社会的奢侈享乐之风，主要是通过各种文学艺术作品向大众社会扩散传播的。从洛伦佐·瓦拉的《论享乐》(1431年)开始，一直到海因里希·海涅的《新诗集》、马里厄·德罗米厄的《少女箴言》等，各种有关色情的描写、非法性爱的颂扬甚至鼓吹淫乱放荡的文学作品，在大众社会中的传播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如果说经济条件的改善为享乐欲望的萌生创造了物质基础，那么文学艺术作品的功能则是解除人们心中的道德戒律，它以颂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为幌子，倡导大众接纳骄奢淫逸、及时行乐的古老的享乐主义理念。在这个时期，人类文明的历史仿佛在走向某种“回归”与沉沦，它以人性的局部倒退乃至颓废为代价，“这种必然的循环似乎包含着人类命运中最深层的悲剧；所有的文化，由于是自然的分离物，其自身就带有瓦解、毁坏乃至灭亡的病菌”[2]68。 历史进入20世纪后，欧美享乐主义呈现出特殊景观：饱尝两次世界大战痛苦的人们，深深感受到和平安宁的重要性，对幸福生活的追求也更加迫切。电影、电视、广播等新技术成果的出现，加速了娱乐方式大众化的进程；汽车、火车、飞机等现代交通工具的使用，则极大地拓展了人们的业余生活空间。各种流行时尚、超级模特、摇滚乐、比基尼泳装、迪士尼动画等预示着大众社会风尚和审美观的深刻变化。“由于电影的出现，一些新的生活方式和生活观念可以产生迅速而广泛的影响，为欧美青年人提供了都市生活的样板，使他们能够模仿电影明星们的言行举止和穿着打扮，在讥笑传统道德的同时，投入到崇拜金钱和物质享受的生活，接受了自由自在和及时行乐的观念。”[3]58在欧美一些发达国家，打着“性解放”旗号的色情电影、卖淫、同性恋大行其道，社会离婚率急遽上升，大量家庭宣告解体，非婚生子女不断增多，吸毒贩毒和青少年犯罪比比皆是。“在城市的街道上，‘彻底颓废派’取代了‘花之子’，他们的‘反叛’蜕化为盗窃、破坏、强奸和斗殴等恶行。”[3]145抛弃传统道德和“反主流文化”一度成为一些青年人奉行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总之，隐匿在浮世奢华、歌舞升平背后的是人的精神世界的无尽荒凉，理想失落，信仰产生危机，进而生命的意义幻化为虚无。在此背景下，以反映都市生活为主题的“波普艺术”应运而生了。 “波普”的本义是大众化的、通俗的、流行的、廉价的。“波普艺术”发源于20世纪50年代的英国，后来传到美国并达到其历史鼎盛时期。“波普艺术”是探索艺术作品与市场机制相结合的重要艺术手法，“波普艺术家们纷纷从现代都市生活中寻找题材，运用电影、电视、报刊、广告和漫画等技巧，展示着无数人正在度过的城市生活”[3]103。这种新颖别致的艺术题材和生活格调，恰好满足了处于精神苦闷与彷徨中的欧美中产阶级的需要，因而在大众社会中广泛流传开来。美国学者丹尼尔·贝尔将“波普”与“享乐主义”相衔接，创造出“波普享乐主义”这样一个独特概念，不仅巧妙地表现了它与以往享乐主义的区别，而且勾勒出这种思潮的历史主体和社会特质。与以往少数人所拥有的享乐特权不同，波普享乐主义的主体是社会大众(即欧美城市的中产阶级)，具有技术化、都市化和时尚化等现代性特质。波普享乐主义与拜金主义、功利主义紧密结合，不仅获得了人的自然本性的内在支撑(杰里米·边沁的“苦乐原理”)，而且与人生快乐和追求幸福的目标相携手，呈现出越来越迷人的外在景观。作为世俗流行的价值观和社会意识形态，波普享乐主义不断向社会大众乃至全世界辐射其能量。在经历了1973年的世界性经济危机之后，欧美波普享乐主义呈现出某种暂时退潮的迹象，西方的保守主义文化开始占据上风。然而，当历史进入21世纪后，欧美波普享乐主义又卷土重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