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804(2017)05-0051-07 现代社会，以权利、公平、正义为基准的价值框架日渐深入人心，个人自主、社会自治、政治民主被认作根植于人之本能的价值追求。然而，在对这些公认的现代“好价值”的推崇背后，现代生活也常有“智及”不能“仁守”的地方。西方近代以来对于契约性程序正义的追求，因其“理性经济人”的前提假设，本质上着力的乃是本性自保的人们如何相安无事地竞争与合作。坚持让人的自然生命更好地存活，并将之作为一切道德的底线和起点，对这一点的恪守，西方程序正义无疑功莫大焉。问题在于，程序正义偏重生物学意义上的“生命”与社会应得份额的“权利”界定，人的情感、意志、偏好等更多属人的需求则不在其主要考量范围之内。对此，当代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家声称，就完整的个人，甚至就“人成其为人”而言，仅有正义思维远远不够。在正义思维之外，还需要有“另一种思维”“另一种表达”。 一、正义思维逻辑与“另一种思维”发现 近代以来，西方社会的主流政治理论普遍持有一种“平等主义的共识”，主张共同体内所有成员都应当平等对待。但在它们所谓的“平等共识”背后，实际包含着一些隐秘的歧视与偏见。类似大多数国家的性别平等法律，以性别平等或中立的方式追求的那些目标，其道德力量仅仅在于让女性有机会获得男性有机会获得的东西。而且，正是因为主流政治理论对于私人领域潜在公共意义的忽略和漠视，作为私人领域的家庭成为现代社会性别不平等的重要场所。对此，当代女性主义理论家认为，主流政治理论之所以没能关照，或者没能恰当关照女性的利益和体验，关键在于其对正义的强调本身就反映和包含了某种偏见。任何一种负责任的政治理论，必须正视正义思维的局限，与此相应而肯定“另一种思维”——关怀思维——的竞争性和补充性价值。 作为现代社会主流的正义思维，其思维过程第一步所关切的，是如何确立正确的原则；然后第二步，寻求并依据具有普遍意义的原则来解决问题。在正义思维的价值逻辑中，先要有“原则”，然后是遵循原则解决问题。而原则确立的依据，以及问题解决方案的选择，主要考虑的是如何保证“权利”的平等尊重与公正实现。当今社会，这种通向现代政治生活的正义思维十分流行。对此，关怀理论家指出，正义思维心目中的人，并不是完整意义上、根本意义上的人。人之为人的根本，不仅是遵守基于“利益计算”的原则，更主要的是人“有人情”“富于同情心”。对于现实的人的道德生活而言，重要的不仅仅是如何确定道德原则，而是“如何具有道德行为能力”，如何能够用道德想象力和切实的行动来回应具体道德情境的复杂性。关怀理论家主张，人类政治生活、道德生活的关键，是要优先发展人的道德气质和道德能力。即使正义意味着要遵循原则，它也只有在人们具备相关道德能力，尤其是对特殊情境富有同情和想象力的洞悉时，才能有效地促进正义感。对于人类事务，尤其是道德生活，不应该只是生硬地诉诸原则然后要求人的意志和行为与之一致，而是要着眼于具体的、特殊的情境，给予一种适当的关怀。由此，与正义思维重点关注权利和普遍原则不同，关怀思维更多强调责任和特殊情境，即如何提供一种出于对具体关系保护的、对于他人的积极关怀和责任担当。 至此，我们不难发现正义思维和关怀思维的各自偏重。第一，正义思维的目标是普遍原则和平等权利，关怀思维的目标是基于特殊情境的关系保护与责任承担。立足正义的视野，作为道德主体的自我必须置身特定的社会角色之外(类似罗尔斯的原初地位、无知之幕)，用平等的尊重去判断自己和他人的要求。立足关怀的视野，“具体情境”是规定自我和他人的关键因素。“道德在某种意义上是奠基于人与人之间的具体关系的，道德是对关系的直接洞察，它优先于什么是正确或错误的理念和原则。”①第二，正义思维强调人的普遍人性，主张把每个人当作“一般的和具有可重复特性的道德承担者”，他们有资格拥有与我们想要拥有的同样权利和义务。关怀伦理则坚持关照人的特殊个性，主张立足具体的他人的立场，把每个理性存在者当作拥有具体生命历程、身份和情感的人。关怀理论家认为，按照友谊、爱和关怀的要求对待人，所要确证的不是人的一般人性，而是作为人的个性。第三，正义思维认为，对他人的关心主要是尊重他人的权利要求，因此关注的是不平等和压迫问题，追求的目标是互惠和平等尊重。关怀思维则主要关注情感纽带的断裂问题，主张对他人的关心主要在于承担责任，其理想目标是对需要的关注和回应。关怀理论家声称，虽然权利与责任不是完全对立的道德概念，但是，不要不公平地对待他人(避免客观不公平)，以及不要漠视他人的需要(防止主观伤害)，这两种道德命令确实体现了对于道德生活基础的不同理解。 尽管正义思维和关怀思维在上述三个问题上存在明显差异，但无论是关怀理论家还是正义理论家，并不认为双方在“普遍性和特殊性”“共同人性和特殊个性”，以及“要求权利和承担责任”等问题上存在根本对立。换言之，正义与关怀之争的关键纠结在于：正义与关怀，谁更具优先性?即，当冲突发生时，到底是对于正义的要求和原则的确定优先，还是去表达或者实现某种有效的责任关怀优先?是尊重或者成全、保障一种权利更为重要，还是积极地承担某种具体的关心、同情行为更为迫切?是遵循一种普遍性思维，按照一种普遍原则去解决问题，还是遵循一种情境化思维，依据不同个体、不同场域的特殊性来选择解决方案更好? 二、相互诘难与彼此困境 当代西方社会的正义与关怀之争，透过其“普遍与特殊”“权利与责任”争执的表象，双方实质是在“避免客观不公平”与“防止主观伤害”这两个方面中究竟哪一方构成了道德生活的依据，存在着关键分歧。按照关怀理论家的批评，正义理论以避免客观不公平作为道德要求的基础，初看似乎很合理，但事实上，这种强调只有在“健康成人”的互动背景下才是正当的。关怀理论家认为，当正义理论家将成熟独立的健康成人作为自己理论的对象，却唯独忘了这些“健康成人”是如何成长起来的这一事实。事实是，“所有人都必然要这样度过自己的一生：即，从生命开始的依赖阶段到生命结束的依赖阶段。如果足够幸运，可以在这个过程中拥有一个阶段的相对独立，但它很多时候都不过是转瞬即逝的荣幸。”②对此，关怀理论家主张，人之为人离不开对他者的依赖，我之为我离不开有意义的他者在不同时期以不同方式对“我”的渐次构成。而正义思维，看重的更多是基于某种契约的原则遵循，或许他们是正确的，但其所谓程序正义的本质乃是基于“苦乐计算”合理安排的“权宜之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