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17)07-0005-13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信”是支配人们道德生活的五大观念之一。这些观念被统称为礼教的核心即“五伦”或“五常”。它既是儒家所强调的“仁、义、礼、智、信”五种“常德”之一，又是传统的“五伦”(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中间处理“朋友”关系的重要原则。显而易见，五常和三纲一起，近代以来不再具有它们在古代社会中曾经有过的高度权威，但不等于其中所有的观念都丧失了现代价值。不过，对于它们在社会生活中的现实性和可能具备的价值，今天的国人一方面表现出相当的热情，一方面又确实并未形成高度的共识。因而如何实现传统“信德”的创造性转化尚需要不断探索。 本文集中于从“信”的观念讨论问题，既是因为“信德”在当代社会面临重大的缺失，又是因为这一古代“常德”的现代重建具有极大的重要性和复杂性。“信德”的合理重建离不开传统，因而本文将用较多的篇幅概要地检讨儒家经典中有关“信”的论述，通过检讨其中的复杂性来探索现代转化的空间。不过，汉语“信”字，从古到今经历了词义渐趋繁复的演变，现代汉语更多地用与“信”连缀的复合词来表示相关的意涵。就指向一种作为现代社会重要的道德原则的“信”(“信德”)而言，人们似乎更多地使用“诚信”一词，今天它已经被列入核心价值之中。若对其做稍细致的分析，“诚信”之成立大致涉及四个“信”的细目并可以与西文的相关概念相近似：1.信用(credit，credibility)；2.信任(trust，confidence)；3.信念(belief，conviction)；4.信仰(faith)。这一方面是社会生活方式的古今之变的结果，另一方面也与现代汉语成熟过程中西文的翻译和融合起了重大作用有关。本文讨论的重建“信德”，即包含了上述四个维度。语词的变迁所包含的观念的分化也提醒我们，现在讨论“信德”，忽略古今差异和完全避免中西比较是不可取的。但是本文与以西文的概念框架为中心的分析方式并不相同，主要还是回到中国经典和中国语境中思考。 毋庸讳言，今天讨论在中国重建“信德”，在思想学术的面向上需要深度开掘，但是直接促使我讨论这一问题的，首先是出于对现实生活的一种反思。它迫使我们回到对经典的历史诠释，以及由此而来对当代人的道德生活与政治变革、社会变迁、心灵世界等因素之间关系的触及。所以本文的讨论方式，是将诸多方面综合起来，尝试从“信”的观念史出发的路径。这意味着我们将在某种对话中进行研究：一方面考察最重要的儒家文献中(以孔子、孟子、荀子和《四书章句集注》为中心)有关“信”的论述，一方面不忽视近代哲学家对他们的某种批评；一方面承认“信”的历史价值，一方面不停留在观念领域对“信”的抽象肯定，而是直面当代社会“信”之实存及其多向度的要求。因此，我们所面对的，既有观念之间的张力，又有观念与实在之间的张力。前者促使我们对经典作出新的哲学诠释，后者促使我们从知识社会学的考察重建“信德”的社会存在。通过这种对话，希望开显重建“信德”的理论空间，揭示其内在的问题。当然，本文的讨论将是十分初步的，希望以此就正于方家。 众所周知，从先秦开始，儒家一贯重视“信德”。我们通常将儒家经典所代表的文化意识称为“大传统”，所以中国文化的“大传统”原则上肯定“信德”是没有疑问的。不仅“大传统”的儒家如此，道家如老子似乎也赞美“信”，因而有所谓“言善信”(八章)、“信言不美，美言不信”等说①，而“轻诺寡信”则受到鄙视(六十三章)。佛教将“诳语”作为一种罪孽，出家人“不打诳语”是基本的道德规范。至于民间流传的关公崇拜、游侠的一诺千金、尾生抱柱等故事，以及某些“儒商”(譬如山西票号、徽商等)如何具有信用的历史叙述，都成为一种美谈。我们的常识和民俗学研究都告诉我们，在日常生活所必需的契约与合同后面，也需要“信”作为道德担保。②总之，在遵守承诺这一点上，“信”也是“小传统”一贯高度赞扬的美德。而大传统强调的某些规范尤其是“礼”或者“名教”，在后世文学作品(尤其是小说)中受到程度不等的嘲弄，与此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因此，“信”在小传统中的价值排序之位置，要高于在大传统中的五伦排序。简而言之，在重然诺或守信义的意义上，与世界上其他许多文化类似，“信”被视为中国文化的传统美德之一。 与此形成尖锐对比的是，当代中国人对社会生活中到处遇见的诚信危机的普遍抱怨：当我们到商店购物时，经常得留意是否货真价实；经过那些站立于寒风中的乞讨者面前时，我们常常会感受到对弱者的同情心与害怕受骗的警惕性之间的纠葛；明星为伪劣产品代言，公共机构统计数据造假，传媒中各路“专家”的不靠谱，已经是见怪不怪的现象。不要相信和接近陌生人，差不多是所有父母一定要教会幼童的道理。不但对于陌生人和公共机构的信任度甚低，而且若干年前曾经流行的“杀熟”，表明了即使在原先信任度比较高的人群中间，也存在着信任危机。③所有这些都是我们每天在经历的事情；说得严重一点，社会成员之间缺乏道德信任感，导致人际关系的紧张和个人缺乏安全感成为普遍的事实。社会学家用一个概念来描述该种状态：“塔西佗陷阱”。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2013年发布的《中国社会心态研究报告》，我国总体社会信任水平统计得分为57.9分，低于60分的信任危机警戒线。再往前追溯，自20世纪70年代末，“信仰危机”就成为一个几乎人所共知的问题。而现在人们经常可以感受到的社会戾气，不过是从信仰危机到信任缺失的情绪化表现。 导致上述现象的原因一定是极其复杂多样的，详细地讨论它们，不是本文的宗旨，也非笔者能力所允许。按照最近以来几乎司空见惯的论调，在批评当代社会道德状况时，通常出现一类浮泛的意见，即轻易地将它归结为传统的断裂所致，按照此类逻辑，“新文化运动”一定会成为信任缺失的罪魁祸首。其实这是一个大有讨论余地的问题。20世纪初，章太炎就提出：“当今中国之所短者，不在智谋而在贞信，不在权谋而在公廉。”④更往前推，早在1895年严复就借朋友之口痛苦地感叹：“华风之弊，八字尽之：始于作伪，终于无耻。”⑤严复所批评的“作伪”，首先集中在科举考试中层出不穷的作弊手段，历代揭露出来的科场作弊案不过是冰山之一角，与此相关形成的政治文化才是信德疲敝的原因。⑥关于这个问题，后文还会有所讨论。我们这里需要强调的是，至少在19世纪末，“信德”在社会生活中的实际状况与其在儒家经典中所处的尊贵地位，就已经形成了明显的反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