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比较哲学方法的几个问题  

作 者:

作者简介:
傅有德,山东大学犹太教与跨宗教研究中心。

原文出处:
哲学研究

内容提要:

该文从余纪元教授的比较哲学谈起,认为他的比较哲学方法可以概括为:“以友为镜”和“保留现象”,即让被比较的双方互为镜鉴,通过平等的比较而知己知彼。具体做法是,首先围绕选定的问题广泛列举被比较双方的思想,然后去伪存真,做出合乎实际的判断。由此,也涉及其他几位学者,如李晨阳、黄勇、牟博、张志伟、韦宁、张祥龙等,分别在比较哲学的目的和任务、如何看待异同等问题上,各有独到见解。笔者由此总结出比较哲学的四个步骤:第一步,根据较高的普遍性原则确定比较对象;第二步,考察异同,厘清特点;第三步,做出裁决或判断;第四步,综合创新而形成新思想或理论。本文还特别讨论了比较研究是否应该做出裁决和裁决的标准问题。


期刊代号:B8
分类名称:伦理学
复印期号:2017 年 1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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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B08

      这里的比较哲学,指用比较方法所从事的哲学研究。在过去十几年中,有影响的比较哲学论著不时出版,相关学者也随之涌现,使这个原本薄弱的学科呈现出方兴未艾、生机勃勃的气象。在诸多比较哲学家中,美国纽约大学布法罗分校的余纪元教授是很值得关注的一位。余纪元教授首先是国际著名的希腊哲学专家,他对亚里士多德哲学的深厚造诣,为国际哲学界所公认。除了希腊哲学之外,余纪元的研究领域还延伸到希腊伦理与儒家伦理的比较研究,其《德性之镜:孔子与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便是其代表作。①2016年11月,余纪元教授因病英年早逝,令中外哲学界同行悲痛不已。笔者撰写此文,一方面是借总结、评析余纪元的比较哲学方法表达对他的深切怀念之情;另一方面也是从他的研究说起,引申到其他几位比较哲学家,就其中涉及到的几个比较哲学问题谈点个人的看法。

      一、比较对象的平等性

      唐太宗李世民曾经说过:“以铜为鉴,可正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明得失。”(《新唐书》第十二册,第3880页)亚里士多德虽未曾说过要“以铜为鉴”或“以古为鉴”,但他的确说过要以人为镜,尤其是“以友为镜”。他说:“当我们想看自己的脸时,我们借用镜子来看;同样,当我们想认识自己时,我们通过看我们的朋友来知晓。因为正像我们所说的,朋友是第二个自我。因此,如果认识自己是快乐的,而没有另一个人作为朋友又不能认识自己,那么,自足者就应该需要友爱,以便认识他自己。”(亚里士多德《大伦理学》,1213a20-26,转引自余纪元,第5页)余纪元认为,亚里士多德的这些话可以用来作为比较哲学的方法。这段话蕴含的主要意思是,参与比较的双方是平等的,其关系犹如朋友之间平等相待,而不是一方居高临下,另一方卑微屈就。他明确指出,亚里士多德与孔子是平等的,他们的“伦理学可被视为彼此的镜子”。(同上,第6页)“本书平等地对双方进行研究,并意在通过对双方的比较,从而发展一种对他们各自的解释。”(同上,第4页)值得注意的是,余纪元在出版该书英文版时,扉页上的题词是:For Norman(献给诺曼),而在同一著作的中文译本扉页上则变成了:“给我的儿子诺曼:另一面德性的镜子”。中文版的这一改动明确表示,他和儿子诺曼可以作为平等的朋友,可以在道德上互学、互知、互鉴,取长补短,彼此完善。此外,余纪元在一个注释中援引了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中的一段话,表示他赞成、接受其中所说的以邻为友,以友为镜的平等比较思想。(同上,第33-34页)

      从余纪元的《德性之镜》一书,我们还可以发现,他提出孔子与亚里士多德的平等比较是有针对性的。按照他的考察,“概括说来,在中国哲学中使用的是两种主要的解释进路。第一种是去找出传统西方哲学的问题在中文文献中是如何得以处理的;另一种是通过确立中国哲学自身的独特感悟与理性,去表明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有所不同”。(同上,第4页)在注释中,他特别引用了葛瑞汉(A.C.Graham)的一段话,借以明示这两种观点的代表人物:“一些对中国思想进行探索的西方人更喜欢把中国人看作和我们西方人自己一样,另一些学者则不这么看。一种趋势是在各种分歧中,将中国思想视为通过跨文化及语言差异的、对于普遍性问题的探究;另一种趋势则是在各种相似性之间,发现种种关键性的不同,这些不同与中文与印欧语言之间文化性概念体系及结构差异相关。史华慈的《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是前一种观点的突出代表”。(同上,第33页)简言之,第一种进路就是以西方哲学为基准,从中找出普遍性的哲学问题或概念,然后来看中国传统文献是怎样回答或解决它们的。对于这样一种从西方哲学的问题为出发点,然后确定哲学研究的对象和范围,进而看待中国传统是如何对待这些问题的路径,史华慈对此坦然承认。(cf.Schwartz)美国的郝大维、安乐哲也明确说:“我们努力从西方文化的背景中找出一些特殊问题,然后用孔子的思想作为工具,精确地阐明这些问题的关键所在,提出解决这些问题的途径。”②(郝大维、安乐哲,第3页)除了西方的汉学家以外,目前从事比较哲学研究的华人学者中,如此说、如此做的也不乏其人。其中,黄勇教授便是有代表性的一位。黄勇在《西方世界中国哲学研究者之“三重约束”》③一文中认为,在西方语境下研究中国哲学,“关键点”在于激发西方“主流哲学家对于中国哲学的兴趣”,要做到这一点,“我们首先应该熟悉西方哲学家关注的问题,西方哲学传统就这些问题所发展出来的不同观点,以及这些观点面临的问题;其次,我们要看看中国哲学家关于这些问题是否有不同的、更好的观点”。(黄勇)黄勇长期在西方哲学语境下研究中国哲学,根据多年采用上述立场和进路所做研究的经验,他对于是否“中国哲学有助于解决那些当今哲学家致力于研究的问题”做了明确而肯定的回答。(同上)余纪元没有提及黄勇或其他海外哲学家的名字,但他显然对于不加批评地接受西方的问题和框架并在此基础上研究中国哲学的做法持反对态度。他说,有一种做法是,“当比较被用于非西方哲学时,西方哲学通常被处理为可直接引用的已建立好的框架和分析结构,而不是作为一个自身需要研究的对象。讨论的焦点一般集中在非西方哲学这一边”。(余纪元,第4页)这意味着,此种研究进路以西方哲学或范型为主导,被比较双方是不平等的。显然,余纪元不会赞同这样的做法,他的《德性之镜》是借用亚里士多德“朋友如镜”的比喻,将孔子和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放在平等的地位上,在二者的相互参照中分析各自的主要概念和伦理体系,力求正确和深入理解古代儒家,也理解亚里士多德的德性伦理,兼知彼此的异同和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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