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0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7)08-0030-08 近承王路教授美意，惠转其大作《形而上学的实质》①。该文虽以“形而上学”为论题，但相当的篇幅关乎拙文《如何做哲学》②，其中包含若干与拙文不同的看法，这种不同主要体现在关于何为哲学等问题的理解。这里仅就王路教授文中的相关批评和质疑，作一简略回应③。 王路教授首先对我在《如何做哲学》一文中提出的“哲学以追求智慧为指向”提出质疑。在他看来，“‘智慧’并不是一个清楚的概念，借助这个概念来说明什么是哲学，注定是有问题的”，“‘追求智慧’也许描述了哲学的一些特征，但是却没有说明哲学的性质”④。鉴此，对智慧及其与哲学的关系作进一步的解释，也许是必要的。 如同不少其他表示哲学概念的语词一样，“智慧”一词也既有日常语义，又被赋予哲学的内涵。在日常用法上，智慧往往与聪慧、明智等词具有相通之处，但作为与哲学相关的概念，智慧则首先相对于知识而言。如所周知，知识的特点主要是以分门别类的方式把握世界，其典型的形态即是科学。科学属分科之学，近代以汉语“科学”(分科之学)翻译“science”，无疑也体现了science的以上特征。知识之“分科”，意味着以分门别类的方式把握世界，如果具体地考察科学的不同分支，就可以注意到，其共同的特点在于从多样的角度去考察世界的某一领域或对象。自然科学领域中的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地理学、地质学，等等，便分别侧重于从特定的维度去理解和把握相关的自然对象。社会科学领域中的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等等，同样主要把握社会领域中的特定事物或现象。无论是自然科学，抑或社会科学，其研究领域、研究对象都界限分明。以上情形表明，在知识的层面，对世界的把握主要以区分、划界的方式展开。 然而，在知识从不同的角度对世界分而观之以前，世界首先以统一、整体的形态存在：具体、现实的世界本身是整体的、统一的存在。世界的这种统一性、整体性，并不仅仅是一个形而上学的思辨观念，而是不断为人的存在本身所确证的现实规定。与这一基本的事实相联系，要真实地把握这一世界本身，便不能仅仅限于知识的形态、以彼此相分的方式去考察，而是同时需要跨越知识的界限，从整体、统一的层面加以理解。智慧不同于知识的基本点，就在于以跨越界限的方式去理解这一世界。可以看到，这一意义上的“智慧”主要与分门别类地理解世界的方式相对。与之相联系，这里所说的把握世界的整体，主要指跨越知识(科学)的特定边界而言，非达到思辨形而上学意义上的所谓“大全”。以对人的理解而言，作为特定学科的生物人类学与哲学人类学，便在一定意义上体现了这种差异。 从智慧的层面理解世界，在康德的相关思考中已有所体现。康德在哲学上区分把握存在的不同形态，包括感性、知性、理性。这一论域中的理性有特定的含义，其研究的对象主要表现为理念。理念包括灵魂、世界、上帝，其中的“世界”，则被理解为现象的综合统一：在康德那里，现象的总体即构成了世界(world)⑤。不难注意到，以“世界”为形式的理念，首先是在统一、整体的意义上使用的。对世界的这种理解，与感性和知性的层面上对现象的分别把握不同。在这一意义上，康德所说的理性，与“智慧”这种理解世界的方式处于同一序列，可以将其视为形上智慧。 对世界的以上理解，与从知识层面分门别类地把握对象，其进路显然有所不同。进而言之，从说明世界的层面看，知识(包括科学)的特点在于如其所是地把握对象及其规定和法则，智慧则进一步追问这种把握过程是否可能以及如何可能。从人对世界的作用看，知识追问的主要是“是什么”的问题，这一问题与事实相联系，与之相关的首先是“真”的问题；智慧则不仅仅限于事实层面或逻辑、语义层面真的追求，而是同时以善和美为关切的对象，这种关切包含价值内涵，并与“意味着什么”、“应当成为什么”等问题相涉。顺便提及，王路教授认为，“‘是什么’乃是哲学或形而上学的基本方式：既是提问的方式，也是回答的方式”。同时，传统哲学与分析哲学尽管存在差异，“但是有一点却是一致的，这就是关于真的讨论。这是因为，真乃是一个语义概念，它是现代逻辑的核心语义概念”。依此，则哲学似乎主要追问“是什么”，而后者又限于“真”的探索，这种“真”首先与逻辑、与语义相联系。这一看法，主要乃是从知识和逻辑的层面理解哲学，而广义的价值关切则难以在上述意义的哲学中获得应有的定位。 与质疑以“智慧”界说哲学相关，王路教授对“道”与哲学的关联也持存疑立场。我在前述文章(《如何做哲学》)中，曾将智慧的探索与“向道而思”联系起来，王路教授对此评论道：“它的意思似乎是说，道与智慧相关，而智慧与哲学相关，因而道与哲学相关。但是，这种联系只是这一表达方式中字面上的，因而是不清楚的。”这里涉及道与智慧的关系，有必要稍作解说。 如所周知，“道”是中国古代思想中的重要概念，中国古代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哲学”和“智慧”等概念，相关的内涵往往通过“道”等概念得到表述。从实质的层面看，不管是西方的“philosophy”，还是中国以道为指向的思想，都表现为对“智慧”的追求。中国古代区分“为道”与“为学”，后者(“为学”)关乎知识的进路，前者(“为道”)则主要与智慧之思相联系。从先秦开始，中国的哲学家已开始对“道”和“技”以及“道”和“器”加以区分，道家(《庄子》)提出“技”进于“道”的论点，其前提便是区分“技”和“道”：“技”是技术性的操作，涉及经验性的知识，“道”则超越于以上层面。与之相近，儒家也对道和具体的器物作了区分。儒家的经典《易传》从更普遍的层面谈“道”与“器”的关系，所谓“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便表明了这一点。这里的“器”，主要指具体的器物，属经验、知识领域的对象，“道”则跨越特定的经验之域，对道的追问相应地也不同于知识性、器物性的探求。可以看到，这一意义上的“道”(不同于“技”和“器”之“道”)，与作为智慧之思的对象，具有实质上的一致性，相应于此的“为道”，则在于超越分门别类的知识、技术或器物之学，以智慧的方式把握世界。无论是从历史的层面看，还是由理论的角度考察，为道与智慧之思、道与哲学之间的以上关系，似乎并非如王路教授所言“不清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