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有学者认为《资本论》及其手稿的传播史就是一部误读史，但我们不能否认，正是通过对《资本论》及其手稿的再编辑、再整理和再出版，以及众多学者持续不断地对相关文本和理论非教条式的艰苦“阅读”与诠释，一个丰富和不断发展的马克思思想才充满活力地呈现在我们的面前，僵化的教条主义理解也因此才不可能。而当代对《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相关基础理论的“阅读”与诠释工作亦从未中断，本文将对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一致论”的人本主义诠释路径，阿尔都塞和奈格里“断裂论”的权力政治逻辑，新辩证法学派非人本、非政治的矛盾与辩证运动的客观主义逻辑进行分析、介绍与反思。 一、“一致论”的人本主义诠释路径 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在辩证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将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思想变成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思想，也就是对古典政治经济学实体主义的修正与继承，由此甚至演变成了一种机械和经验主义的经济决定论。在卢卡奇看来，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纯粹科学”的理论实质上就是教化“无产阶级屈从于资产阶级社会的各种‘规律’，或者抱一种苟安的宿命论的态度”，[1](P223)从而完全丢掉和抹杀了《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的哲学和社会批判思想。而与之不同的政治经济学的人道主义批判，以及马克思早期哲学人类学思想，则随着《巴黎手稿》的出版而得到了应有的重视，并成为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资本主义异化劳动违背了人性的本质的理论支点：货币作为私人财产的异化本质，变成了外在于人并调节人类活动的自主性力量，从而压制了人类潜能的实现；非异化的劳动被马克思视为本体论的本质，批判的目的仅在于回归非异化的人性本质，并赞扬了黑格尔将劳动视为人的本质主张。在此基础上开启了《资本论》及其哲学再诠释的第一个路向，并形成了以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和柯尔施的《马克思主义与哲学》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经典诠释路径，以及弗洛姆等人的追随性诠释。 卢卡奇首先从“总体”的视角，对第二国际的庸俗化倾向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庸俗唯物主义者，甚至披着现代装束的伯恩斯坦等人，都是局限于直接地、简单地规定的社会生活的再现之中。当他们简单地吸收了这些决定因素时，既没有对它们进一步的分析，也没有把它们结合到具体的总体性中，就想象他们已是格外‘精确了’。他们对待与具体的总体性无关的抽象规律的这些事实采取了一种抽象、孤立的解释。”[1](P11)这种精确和量化思维的最大缺陷是将历史的东西自然化。这在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中表现得最明显，但“庸俗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则紧步后尘。辩证法连同总体性超越个别方法论的优越都被他们废除了；部分不能从整体中发现它的规定，反之，集体作为‘非科学的’而被取消”。[1](P11) 卢卡奇非常深刻地指出，“马克思主义与资产阶级思想的根本分歧并不在于从历史来解释经济动机的首要作用，而在于总体性的观点。总体性范畴，总体之于部分的完全至高无上的地位，这是马克思从黑格尔那里汲取的方法论的精华，并把它出色地改造成一门崭新学科的基础。”[1](P30)回过头来看，当马克思指出他的“研究就从分析商品开始”[2](P47)的时候，已然表明了他的研究兴趣主要是当代的社会历史性质，而不是经济学，这开启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全新的研究思路。卢卡奇就认为自己研究无产阶级的意识状态就是从“商品结构之谜”[1](P92)入手的，即作为商品的产品的统一体不再同作为使用价值的产品统一体相一致。资产阶级革命带来的不是社会的解放，而是一种新的统治和剥削的社会形式，即尽管“新的物性”“最后只能从属于生产中对剩余价值的榨取，但却反过来表现为资本的真正果实”。[1](P104) 其次是对资本主义历史性和暂时性的性质进行了强调，可以说这是西方马克思最为重要，也最为根本的贡献之一。对于卢卡奇等人来说，历史性是总体性的根本特征，缺乏总体性视域的实证主义也必然缺乏历史性的洞见，一旦没有了具体的总体的洞察力，各个孤立的部分的相互关系模式似乎就是适合一切人类社会的没有时间性的规律。看不到资本主义社会作为具体的总体的历史和暂时的性质，将其各种规定性拜物教地视为具有适合一切社会形态的无时间性的永恒性，最终转化为维护统治的意识形态。被这种意识形态所洗礼的无产阶级会认为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具有不可克服的力量。卢卡奇批判这种物化的意识将毫无希望地堕入粗俗的经验主义和抽象的乌托邦主义两个极端之中。当然，这一贡献亦有卢森堡的功劳，比如卢森堡在批判以伯恩斯坦为代表的第二国际时，同样指出：“马克思有一把有魔力的钥匙，这把钥匙使他揭开了一切资本主义现象最深奥的秘密，使他能够轻易地解决了连斯密和李嘉图这样的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大师都没料到其存在的问题，但是，这把钥匙是什么呢?这不是别的，就是把整个资本主义经济当作一个历史现象来理解，并且不仅是往后看，像古典经济学在最好的情况下也懂得的那样，而且还往前看，不仅看到自然经济的过去，尤其看到社会主义的未来。马克思的价值学说、货币分析、资本理论以至他的整个经济学说体系的秘密是，资本主义经济的过渡性，它的崩溃，因而也就是——这不过是另一方面——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正是因为而且仅仅是因为马克思一开始就以社会主义者的立场，也就是用历史的观点去观察资本主义经济，所以他才能够解释资本主义经济的象形文字，正是因为他把社会主义的立场作为对资产阶级社会进行科学分析的出发点，他反过来才能科学地论证社会主义。”[3](P117)在卢森堡看来，马克思之所以洞见到资本主义的历史性和暂时性，并不仅仅是在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层次上具有一种总体性的社会历史视野，更在于其社会主义的政治目的与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