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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腊是为数不多的有着历史撰述传统的古代文明地区。希罗多德的历史撰述方法叫做
，而修昔底德的历史撰述方法则称为
。两者本来是有所不同的，可是近代以来，学者却用history一个英文词来翻译这两个希腊词，结果，造成这两种撰史方法的差异日渐模糊。按希罗多德的方法，在撰写史书时，是先叙事，后析因，即先把他的成果，也就是波斯战争的事实展示出来，然后再把战争的原因分析清楚。亚里士多德认为这才是切合自然的考察方法，符合知识生成的法则。而修昔底德的方法则集选题、叙事、述因、致用于一体。特别是采用先述因后叙事的写作方法，与希罗多德的有着明显的不同。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只评论了希罗多德的《波斯战争》，而没有介绍修昔底德的作品，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如今，重新探析修昔底德的撰史特点，对于理解古代希腊史学的多元性，重新梳理希腊史学的发展脉络，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理论意义。
)这部著作了。”①这实际上告诉我们，此书是修昔底德“”的成果。按照霍恩布鲁尔的解释，“”有“搜集、整理、书写”之意②。但这只是字面意思的解读。霍恩布鲁尔并没有告诉我们修昔底德“”的具体指向。近年来，作者在认真研读《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时，发现修昔底德大约有18处使用了“”。其中有11次用于一年事务记述的结尾，目的是告诉读者修昔底德“”一年的内容就要结束了③。这就是说，对修昔底德“”具体特征的研究不能局限于字面的解读，而应深入于他的叙述之中。本文力图循着上述思路来重新探析修昔底德的撰史特点。 选题是行文的前提，也是彰显特色的关键。修昔底德选择撰写()伯罗奔尼撒战争，是因为“这是迄今为止历史上——不仅是希腊人的历史上，而且是大部分异族人世界的历史上，甚至可以说是全人类的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动荡。”④为了证明“过去的时代，不论是在战争方面，还是在其他方面，都没有取得过如此重大的成就”⑤，修昔底德不惜花20章篇幅论证此前的战争如特洛伊战争和波斯战争等无论在规模上还是在影响上都不及伯罗奔尼撒战争，并以此说明撰写伯罗奔尼撒战争的重要⑥。修昔底德相信这样一场重大的战争“比此前的任何一场战争都更值得记述”⑦，其成果既能为人们剖析古代战争提供钥匙，更能为人们理解所有未来战争提供指南。因为战争的普遍性在最大的战争中会比在小型的战争中表现得更充分，更全面，人们常常能在大的战争中看清更多在小规模的战争中看不懂的战争规则⑧。 就修昔底德的选题而言，早在公元前1世纪哈利卡纳苏斯的狄奥尼修斯就有过评述。狄奥尼修斯认为：修昔底德“不像赫拉尼库斯和他的模仿者那样，将自己的作品囿于单一的地点，也没有效仿希罗多德，把全世界希腊人和异族人的活动都收录于一部史著中。在他眼中，前者的选题缺乏价值、少有抱负，很难给读者带来启发；后者则宽泛有余，无法以最详实的细节来研究人类思想。于是他着眼于一场战争。这场战争的交战方是雅典人和伯罗奔尼撒人。”⑨修昔底德融研究人类思想与启发读者于一体的选题导向，使其能够较为完整地揭示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真相，还能通过典型案例最大限度地探究人类诸多共性现象，如和平、革命、联盟、帝国、公民权利与义务的矛盾、政体、强权的理论与实践等，揭示并认清这些共性现象的本质，从而为后世研究和认识同类问题提供可贵的启示与正确的引导。因为典型的个案中渗透着普遍的价值。 在修昔底德看来，选题写史需要一定的涵养，他本人得天独厚：修昔底德是雅典人，伯罗奔尼撒战争第二年在雅典身染瘟疫重症；战争第八年，担任雅典将军，驻守塔索斯(Thasos)，曾率7艘舰船援救安菲波里斯(Amphipolis)。未及赶到，安菲波里斯城已陷落，只得赶往爱昂⑩。“我在指挥安菲波里斯的战争以后，曾被放逐而离开本国20年。我目睹战争双方的一切行动，特别是伯罗奔尼撒人的军事行动，因为我流亡在外，使我有空闲时间更加深入地探究战争的进程。”(11)“我经历了战争的全过程，我的年龄使我足以理解发生在身边的事件，为了探求事实真相，我密切关注事态发展。”(12)他完整地参与或见证了战争的整个过程，并以亲眼所见为标准，坚持信史原则，保证其作品远离传说、远离神话，远离成为蛊惑普通民众的工具。 叙事是《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灵魂与核心。《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可分为两部分：一是对过去相关历史的追溯与考证，一是对时代历史的叙述。 对于过去相关的历史，修昔底德认为，“过去的大多数人不用批判的方法去处理所有的传说——就是对那些和他们本国有关的传说，他们也是这样不加批判地接受的。”(13)原因是“人们不愿意付出辛劳去寻求真理，而是一听到什么故事就相信它。”(14)修昔底德希望自己只用最确凿无疑的材料，得出“比诗人更可信”、“比散文编年史家的论述更可靠”的结论(15)。因为诗人提出的问题常常夸大其词，值得怀疑(16)。例如：诗人们总是把阿伽门农(Agamennon)集结(针对特洛伊)远征军的原因归之于海伦(Hellen)的求婚者们受到其与丁达鲁斯(Tyndareus)誓约的约束，而修昔底德则认为，阿伽门农能够召集远征军，是因为他手握重权，是他那时代最强大的王、最伟大的海上统治者。其他的国王追随他不是因为忠顺或感恩而是因为恐惧(17)。由于诗人缺乏“真实性”与“可信度”，所以伯利克里在“国葬演说”中说：“我们将不需要荷马唱赞歌，也不需要其他诗人的歌颂，他们的诗篇可能令人欣喜一时，但他们臆想的事行蒙蔽了真实。”(18)而散文编年史家“追求的是吸引听众而不是说出事实的真相。他们处理的主题往往是缺乏证据的，悠悠岁月抹去了它们的历史价值，使其迷失于传说的雾境中。”(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