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学术界在有关18世纪启蒙运动的研究中日益关注苏格兰启蒙运动，并使其逐渐成为研究热点。本文拟从这一视野出发，考察法国启蒙运动之外的另一种启蒙——18世纪苏格兰启蒙运动，并以亚当·斯密为中心，探讨其“商业社会”的思想理论和对现代社会转型路径的思考，借以丰富对18世纪启蒙运动的理解。 对18世纪苏格兰启蒙运动，学术界很多学者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当代英国著名学者布罗迪认为，苏格兰启蒙运动是18世纪的一场思想盛宴，对西方文化具有重大意义。①18世纪最为杰出的哲学家、政治经济学家和许多知名的社会思想家、重要的科学家、医学家甚至修辞学家和神学家都来自苏格兰。②同时代的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也说：“在我们所处的这一时代，关于这一有意思的主题——欧洲社会的进程，我们可以在苏格兰找到一束强有力的哲学之光；而无论于公于私，我都要重复以下这些学者的名字：休谟、罗伯逊和亚当·斯密。”③在整个18世纪，特别是18世纪40年代之后，苏格兰思想家赢得了国际性的承认。④在整个18世纪，苏格兰参与了欧洲范围内的这场运动，即启蒙运动。苏格兰的哲学家、科学家和医生在他们所感兴趣的领域创造了杰出，甚至常常是原创性的贡献。⑤因此，有人甚至断言，苏格兰发明了现代世界。⑥无论如何，就总体而言，苏格兰启蒙运动从整体上来看是一场思想运动。⑦从时间上来说，基本上涵盖整个18世纪，尽管对此有不同的争议。⑧ 当然，“苏格兰启蒙运动”(Scottish Enlightenment)这一术语的提出实际上并非始于20世纪80年代，早在1900年，威廉·罗伯特·斯考特(William Robert Scott)在其研究弗兰西斯·哈奇森(Francis Hutcheson)的学术著作中首次提出了“苏格兰启蒙运动”这一概念。斯考特将哈奇森奉为“苏格兰启蒙运动之父”，认为他的思想体现了苏格兰启蒙运动的典型特征。⑨但非常遗憾的是，此后“苏格兰启蒙运动”这一术语逐渐沉寂，以至于被学术界遗忘。直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历史学家才又重新发现了苏格兰启蒙运动，并将其纳入学术研究的视野之中。到了20世纪80年代，学术界开始迎来了苏格兰启蒙运动研究的复兴。在这一过程中，一批杰出历史学家的推动可谓功不可没。一是“剑桥学派”的代表性人物波考克(John G.A.Pocock)。众所周知，“剑桥学派”一般不太喜欢研究苏格兰的历史，然而波考克有些例外，他对苏格兰启蒙运动格外关注。在他的组织下，1979年5月在剑桥大学国王学院召开了关于“苏格兰启蒙运动的政治经济学和公民人文主义传统”(Scottish Political Economy and the Civil Humanist Tradition)学术研讨会。“剑桥学派”的一些代表性人物，如波考克、斯金纳参加了会议，波考克还提交了学术论文，其他开启苏格兰启蒙运动研究大门的学者诸如福布斯、温奇等也都提交了论文。这次会后还出版了论文集，诚如主编者所说，这部论文集汇集了他们在过去的14年中对苏格兰启蒙运动研究的主要成果。虽然这是一部论述政治经济学的论文集，但同时也涉及政治、法学和道德哲学。⑩另外，还有一位重要的历史学家罗伊·波特(Roy Porter)，他曾在其学术专著中提及“苏格兰启蒙运动长期受到冷遇，可谓学术研究的一大黑洞”。其著作的第一章即以“一种黑洞”(A Blind Spot)作为标题，提出苏格兰启蒙运动应当得到人们的重视。不过，波特是将苏格兰启蒙运动包容于英国启蒙运动之内来进行理解和考察，他认为17世纪的英国就兴起了启蒙运动，而18世纪的苏格兰启蒙运动只不过是这一启蒙运动的接续，所以该书的副标题是“英国和现代世界的创造”。(11) 在推动苏格兰启蒙运动研究复兴的过程中，格拉斯哥大学的三位著名学者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们是亚历山大·布罗迪(Alexander Broadie)、安德鲁·斯金纳(Andrew Skinner)和克里斯托弗·贝瑞(Christopher Berry)教授，他们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活跃在学术舞台，一直持续至今。例如，布罗迪教授撰写和出版了很多关于苏格兰启蒙运动的著作，试图从整体性上来回答“什么是苏格兰启蒙运动”这一核心问题。鉴于其卓越的学术贡献，他本人荣升为英国学术院院士和苏格兰皇家学术院院士。经过这些学者的共同努力，从20世纪80年代之后直至今日，在整个启蒙运动的学术谱系中，虽然“苏格兰启蒙运动”这个概念本身是一个竞争性的概念，(12)但这个运动的独立性和重要性终于可与法国启蒙运动比肩，成为学术界研究的重点领域，苏格兰启蒙运动所包括的各项内容也越来越得到细致的开拓和挖掘。今天，关于苏格兰启蒙运动的研究在两个方面得到了继续拓展：一是从总体上把握苏格兰启蒙运动；(13)二是在各个具体主题和内容上来进行研究，如社交性、阅读史、性别史、科学、医学、知识史等不同层面。(14) 在这些研究中，学术界大多认为，苏格兰启蒙运动既是整个18世纪启蒙运动思想谱系中的有机组成，又带有其自身独特的特点。正如有的学者所说，苏格兰启蒙运动只有放在整个欧洲启蒙运动的大背景下才能展现其独特魅力。(15)正因如此，在研究苏格兰启蒙运动的过程中，一些学者也像德意志思想家康德对启蒙运动的定义那样，试图对苏格兰启蒙运动给出一个定义，使之既符合启蒙运动的一般共性，又能切合与凸显苏格兰启蒙运动自己的思想特征。例如，著名学者布罗迪就曾写过影响甚大的《什么是苏格兰启蒙运动》一文。其他一些学者也从比较的视野出发，总结出了苏格兰启蒙运动的独特性。贝瑞教授就曾指出，苏格兰启蒙运动思想家不同于法国启蒙思想家一味对理性的高扬，他们认为在此之外，还应该尊重社会既有的习俗和习惯，理性本身在驱动或实现社会变化方面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因为社会的变革并非完全出于理性的设计，习惯和习俗在塑造行为方面比理性更有决定性。(16)由此，苏格兰启蒙思想家们不是从抽象的理性出发，而是如休谟所言，是从人的科学(Science of Man)，意为建立在实证，甚至是医学的解剖基础之上出发来思考与设计未来的社会，因而使得苏格兰启蒙运动思想家们对未来社会的理解和设计与法国的思想家们完全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