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411.32；K248.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17)05-0183-10 “中华帝国”是西方中国研究中绕不开的概念，在中外学界影响深远，然而它的历史并不长。从16世纪初开始，欧洲的知识界才开始从不同角度确认“中华帝国”。问题是：他们是如何认定“中华帝国”的呢?①从内在路径来考察这个议题较为复杂，当另文交待。本文仅考察17世纪中期以前欧洲学者从朝贡体系与内政两方面认定中国为帝国，与学界进行世界性的帝国识别和比较这一进程的影响并与之交互作用的情形。 一、“中华帝国”初现 如果要谈中华帝国(Chinese empire或the empire of China)，我们先得明确欧洲文献中China和Chinese概念的由来，因此，我们暂且把马可波罗和曼德维尔时代放在一边，因为那时这个概念尚未出现。此前关于中国的各种称呼，如利玛窦(1552-1610)等曾梳理过的，历史上中国周边各地各有不同。从中国到欧洲的陆路交通沿线，在15世纪及以前，从印度、波斯/伊朗、中东到希腊，称呼也不同。[1]本文不考证这些繁复的称呼的内在关联，以及跟China和中国的某地是否有关联，而是侧重考虑现代早期欧洲如何在内外环境中塑造China，而对后世中国产生影响。 China是16世纪以后欧洲人在航海中，以欧洲发音跟南亚或东南亚所用称呼的发音相结合而塑造的一个名字，因此跟那里的称呼都不尽相同：他们在这些地方特别是南亚听到的发音是Chin，而葡萄牙人因欧洲的发音习惯，为之加上一个a，便成为China。[2]海顿(Frère Hayton，1235-1314)《小编年史之始》英译本末尾收入拉丁文教区规划，把China划作第二主教区(sede)的五个教区之一。这些规划为海顿原书所无。有人把译本出版年代酌定为1520年。如果属实，这将是我们现今所见欧洲正式出版文献中最早出现“China”的。[3]这个词早在16世纪就基本确定，但其形容词形式，或在民族-国家意义上与之相对的称呼其国民的那个词，则有繁多的写法，如1588年门多萨关于中国的著作的英译本问世时，就用Chino指“China之人”，复数为Chinos，而Chino和China同时有形容词的意思，如the Chino boy，the China language。[4]Chinese这个形式经历较长时间，最终于1721年左右确定下来。[5] 接下来的问题便是：欧洲人何时把China跟欧洲的政体尤其是其帝国形式联系起来的?葡萄牙文作者巴博萨(Duarte Barbosa，1480-1521)于1516年完成讲述其海旅经历的手稿，第一次提到“中华王国”及其国王[6]，但手稿要到1550年代才有英译本出版，其原本到19世纪才面世。不过，由于巴博萨参加了麦哲伦的首次环球航行，并在1521年5月1日于菲律宾去世前，和皮嘎菲特(Antoni Pigafetta，1480/91-1534)等同行近两年，他关于China的知识或已传给他们。 1522年9月，西班牙第一次环球航行船队的剩余海员们历经劫难，回到塞维尔港口，向人们讲述自己的航海经历。董·彼得(Don Peter Martyr)对此作了详细记录，并整理成文。当他把稿子寄到罗马以印刷出版时，恰逢该城遭受劫掠，稿子遗失，从此再没找到。幸好意大利船员安东尼·皮嘎斐塔(Antonie Pigafetta)次年撰写了一部回忆录给神圣罗马帝国帝王，并把副本送给法兰西的女摄政王，得以译成法文出版。也是在这一年，神圣罗马帝国帝王的秘书马克西米连·谭兹栾纳(Maximiliane Transiluane)给一名红衣主教写信，同样叙述了这次航行。[7]他们在这些著述中把中国跟“帝国”联系起来。 现在能见到他们公开出版的著述涉及这一关系的，最早是在1536年。皮嘎斐塔在书中认为，伟大中国的国王乃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其名为Santoa Raja；其下有70名国王臣服于他；而每一个臣服国王之下，都有十到十五个国王依附于彼；印度的君主皆臣服于他，是他的真正封臣；而他的“帝国”之内最著名的城市即南京和北京，国王即住在北京。[8]谭兹栾纳所著跟皮嘎斐塔的有大量雷同，不过他还提到缅甸国王手下有22名国王，国王自己则臣服于中国的国王；他显然也支持中国为“帝国”的说法。[9]遗憾的是他们只是在菲律宾诸岛听说这个体系，对中国的了解也仅此而已。 在一个并不以民族为帝国判断标准的时代，他们的认定显然不涉及中国是否治理多个民族。是否统治多民族不是当时帝国的定义性特征，而是最近的发明，如布班克等人提出帝国大型的政治体，“是当合并新的民族时保持区隔和等级的”，“帝国观假定政体内的不同民族将会差异地治理”，跟治理单一民族、以同质化为诉求的民族-国家相对。[10]汪晖认为，以是否统治多民族作为衡量帝国的标准属于当前帝国研究中对现代民族-国家体制不满或反思而重新挖掘欧洲所谓帝国的遗产那一脉，期望超越当前在历史研究领域占主导地位的民族-国家叙事，而把帝国与民族-国家对立起来则是19世纪以后的观念。[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