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Alexander the Great)历时十年的东征(公元前334—前324年)，建立起一个西起希腊半岛，东至帕米尔高原，地跨欧亚非三洲的庞大帝国——亚历山大帝国。亚历山大帝国拥有史无前例的辽阔版图，其治下更是囊括了除古代中国之外，亚欧和非洲大陆几乎所有的重要民族和原生文明区域——古希腊、埃及、巴比伦、波斯和印度(西北部)。庞大的国土和复杂的民族、文化构成，加之亚历山大及其大军始终处于“在路上”的进军状态，帝国面临前所未有的统治上的挑战。于是亚历山大一方面通过“因俗而治”的怀柔策略，因循部分被征服地区(如波斯)原有的统治秩序和文化风俗；另一方面，巴克特里亚(Bactria)、索格狄亚那(Sogdiana)以及印度等地此起彼伏的反抗，使他意识到只有同胞才是最值得信赖的力量，因此，他在各战略要地建立一系列希腊式城市，屯驻马其顿老兵和希腊雇佣兵，作为震慑和控制被征服地区的战略据点。①这种统治模式，特别是建立希腊式城市作为战略支撑点的策略，不仅在亚历山大东征过程中，②较为有效地维持了帝国内部的稳定，即便在其身后，直至托勒密埃及被罗马征服的近300年的整个希腊化时代(Hellenistic Age，前323—前30年)，亦为其继承者们所遵循，在他们开疆拓土、建立统治的过程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历史作用。 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病逝。经过十数年的争斗博弈，亚历山大的政治遗产被安提柯(后称安提柯一世，Antigonus I Monophthalmus)、托勒密(后称托勒密一世，Ptolemy I Soter)和塞琉古(后称塞琉古一世，Seleucus I Nicator)等人所继承，他们分别建立起安提柯王朝(前306—前168)、托勒密王朝(前305—前30年)和塞琉古王朝(前305—前64年)。与前两者相比，塞琉古王朝在版图上继承了亚历山大东征的大部分遗产，其盛时疆域西起小亚细亚半岛东至印度西北部。这里远离希腊本土，文化背景以波斯和巴比伦文明为主，其治下的民族构成则更为复杂，而作为统治阶层的希腊—马其顿人及其文化却是名副其实的“异乡人”和“少数派”，这意味着塞琉古在继承亚历山大帝国主要遗产的同时也继承了亚历山大曾遇到过的、乃至更为艰巨的统治命题。换言之，亚历山大的上述统治模式，特别是建立希腊化城市作为巩固统治的战略据点，自然成为塞琉古王朝主要的统治策略。③ 塞琉西亚(Seleucia，又称“底格里斯河畔的塞琉西亚”(Seleucia on the Tigris)，位于今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东南25公里处)是塞琉古建立的第一座都城。④该城不仅在塞琉古王朝的建立和统治过程中承担着极为重要的政治功能，亦是这一地区最具希腊文化特色的城市之一。在建成之后的三四百年岁月中，塞琉西亚成为两河地区的耀眼明珠，凝聚着厚重的希腊政治和文化遗产，因而在希腊罗马古典作家的记载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声名流传至今。⑤然而，由于反映建城早期历史的文献和文物资料十分匮乏，有关该城建城时间、选址等重大问题的考察始终难有定论。自古风时代(Archaic period in Greece，公元前8—前5世纪)起，米利都、科林斯等希腊城邦就以建城作为重要的对外殖民和扩张策略。然而，与古风时代颇具“凿空”和“拓荒”性质的建城活动相比，亚历山大及希腊化时代的建城区域，大多拥有悠久的文明历史和厚重的文化传统，所以其建城活动着眼于如何巩固和稳定在数量和质量上均不占绝对优势的希腊—马其顿人的政治统治。因此，笔者尝试将塞琉西亚建城活动置于塞琉古建立王朝统治的历史环境，结合相关考古和史学研究成果，对塞琉西亚的建城时间、选址依据及建城活动在塞琉古王朝建立和统治过程中的社会历史定位进行深入考察。 一、塞琉西亚的建城年代 塞琉西亚的建城年代之所以长期存疑，根源在于文献不足：不仅希腊罗马古典作家没有记录确切的建城年代信息，楔形文字泥板文书的材料也未留下与之直接相关的记录。提及塞琉西亚的最早文献是《安条克和辛神庙编年纪》(Chronicle concerning Antiochus and the Sin temple)，其中记载“国王代表(epistatēs)带领军队从塞琉西亚而出”。⑥由于该记录列于塞琉古纪元25年之后，其年代最早应为公元前287/286年(巴比伦历)。这至少说明，在这一时期，塞琉西亚城已经建成，并成为国王代表和军队的驻地。但该城究竟何时始建，仍然是不解之谜。到目前为止，史学界大致提出了四种推测：其一，建于塞琉古重返巴比伦之后不久，即公元前311年。此说由贝洛赫(Karl J.Beloch)首先提出，⑦得到史密斯(Sidney Smith)与马里诺尼(Elio Marinoni)等人呼应。其根据是，安提柯反攻塞琉古时，其主要战场在巴比伦尼亚的北部和西部，尤其是巴比伦(今伊拉克中部城市希拉(Al-Hillah))和库萨(Cuthah，位于今希拉城东北40公里处)一带，底格里斯河流域可能未受安提柯的侵袭，因此，塞琉古有可能利用这段时间在此建立塞琉西亚作为避难所。⑧然而该观点没有考虑到塞琉西亚与塞琉古称王事件之间的联系及其王国都城的性质。其二，建于安提柯军队撤走之后，塞琉古称王之前，即公元前308年至公元前305年之间。施特雷克(M.Streck)指出公元前308年至公元前301年之间，正值塞琉古东征，因此，建城时间可能在塞琉古与安提柯最后一战之后不久，在塞琉古动身征伐巴克特里亚和印度之前。⑨钱币学者内维尔(Edward T.Newell)认为，塞琉古称王时将包括巴比伦造币场在内的各种政权机构迁往新都塞琉西亚，因此，巴比伦尼亚出土的刻有铭文“
”(国王塞琉古)的钱币应出产于塞琉西亚造币场，其中最早的一组钱币应为公元前305—前304年所造。⑩据此，建城时间至少应早于公元前305年。(11)勒里德尔(Georges Le Rider)在《塞琉古和帕提亚统治下的苏萨》一书中将建城时间置于公元前311—前306年之间。(12)瓦格纳(Nancy Waggoner)虽不认同内维尔对塞琉古一世早期钱币的年代与造币场的鉴定，但认为塞琉西亚最早打造的钱币为“四象战车钱币”(elephant quadriga coinage)，其造币年代为公元前305年，因此也认为建城年代应早于公元前305年。(13)可见，钱币学者们认为造币场投入运营意味着新都的落成，与称王基本同时。其三，建于塞琉古称王之后、伊浦苏斯之战以前，即公元前305—前301年之间。此观点由克斯特(Julius Kaerst)首倡，(14)得到库尔特(Amélie Kuhrt)、舍文怀特(Susan Sherwin-White)、默克尔摩(Otto
)、科恩(Getzel M.Cohen)和卡普代垂(Laurent Capdetrey)等学者的支持。此观点普遍主张称王这一事件是建城的契机，既然塞琉古称王是在公元前305年，建立新都是宣示王权的一种方式，故建城活动应在公元前305年之后。(15)其四，建于公元前301年(或公元前300年)之后。理由是塞琉古只有在伊浦苏斯之战后，才有余力经营属地，建立新的城市。该观点由布谢-勒克莱尔(Auguste Bouche-Leclerq)最早提出，但未详论；(16)后得到罗伊特(Oscar Reuther)、哈德利(Robert A.Hadley)、霍顿(Arthur Houghton)和克利特(B.Kritt)的支持。哈德利认为，塞琉古频繁地南征北战，且无法从希腊本土获得移民，因此建城活动应在公元前300年之后才有可能实行；(17)霍顿和克利特则根据塞琉西亚可能在伊浦苏斯之战(前301)之后才开始造币，主张建城不会早于公元前300年。(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