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自述一生思想有两次大的转折，一是“转俗成真”之变，一是“回真向俗”之变。①“转俗成真”之变发生于1903年-1906年被监禁期间，他以佛教唯识学、德国唯心论哲学为媒介，形成了一套独特的哲学思想体系，从此“冲决网罗”，不但对中国传统，也对现代西方文明的种种教义信条进行攻驳，发明了甚多“奇说渺论”。不少学者都论述过，章太炎经“转俗成真”之变，对儒家传统冲击激烈，导“五四”之先声。②“回真向俗”之变，以1910年撰写《齐物论释》为标志，酝酿于辛亥革命前后，完成于1913年-1915年的幽禁之中。经“回真向俗”之变，章太炎重新评价和肯定了孔子以及儒家思想。1917年以后，他更是和新文化运动大唱反调，在南方讲论国学，创办《华国》《制言》，到晚年甚至说“若六经皆史之说，微有语病”，③而重倡新“经学”。 对于章太炎经“回真向俗”回归儒家传统的思想变化，后代学人有很多评价和说法。鲁迅的《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是我们很熟悉的经典之论： 太炎先生虽先前也是革命家现身，后来却退居于宁静的学者，用自己所手造的和别人所帮造的墙，和时代隔绝了。……(太炎先生)视为最紧要的“第一是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第二是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却仅止于高妙的幻想……失却实地，仅垂空文……遂身衣学术的华衮，粹然成为儒宗。④ 侯外庐对这一观点着力发挥，进行了更深刻的论述，他说，章太炎作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的“农民思想家”，既对自身传统丧失了自信，又对西方近代自由民主社会有着强烈的怀疑和批判，章太炎那极端唯心的哲学思想正反映了这个“拆散时代”的迷茫和绝望。⑤侯外庐将章太炎与其弟子鲁迅相比，说章太炎与鲁迅都能勇猛地拆散旧社会的三纲六纪，使“个性”挺立于旧文化的废墟之上，又都对辛亥革命追求的资本主义及其自由民主的理想，发生着深刻的怀疑，有着“时代痛苦的一致感慨”，但不同在于，章太炎向前无所，遂走入悲观，只好寄希望于“回忆的幻境”，而鲁迅则找到了历史的出路，投入于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⑥李泽厚指出，章太炎思想的“丰盛面貌”和“复杂性”在于，一方面积极投入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另一方面又全面反对、抨击现实中的资本主义制度和文化。他代表着一种想在传统社会和资本主义之外寻求“第三种社会”的中国近代思潮，具有重大的历史影响力。作为20世纪80年代“新启蒙思潮”的代表人物，李泽厚认为这种思潮反映的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小农”阶级的希望和恐惧，有悖于现代化的历史大势。章太炎那主观唯心主义的哲学世界观，以及建立于其上的“自贵其心”的“超人”精神，就是用来确立和开创这个“第三种社会”的，虽可以鼓劲于一时，热狂于一阵，但毕竟由于现实物质力量的薄弱，经受不住时间的考验，而“终于与黑暗现实以至孔学儒家相调和妥协，最终走向相对主义、虚无主义、神秘主义”。⑦汪荣祖的看法或可代表相当一部分海外学者的观点，他并不认为章太炎和康有为有着“早年激烈，晚年保守”的截然变化——这种说法毋宁说是新文化运动诸子的主观评判。尤其是章太炎，持“齐物”之旨而主张文化多元论，他早年维护国粹，晚年讲论国学，主旨皆在于保持中国文化的个性，前后贯串，并无大变。⑧这种观点，对于章太炎在新文化运动之后的“保守”立场，能加以同情的了解，并揭示出章太炎“齐物”哲学及其文化立场在全球化、后现代语境下所具有的思想价值，但毕竟忽略了章太炎一生重大的思想转变，忽略了章太炎壮年时代激烈破除“旧轨道”时所深具的危机意识和虚无感，也就难以解释章太炎所自陈“回真向俗”之变的内涵和外缘。 侯外庐和李泽厚所论固然深刻，但都是自认为找到历史出路的胜利者对章太炎这个失败者居高临下的评判。当今之世，我们该怎样重新认识和评价章太炎的“回真向俗”之变？怎样“具了解之同情”而非“评判”章太炎的这一思想转变及其自身逻辑，并重估其思想价值和启示意义？本文试图从文化价值理想和人生观这一更为“内在”的线索上理解章太炎这一生命和思想轨迹的重要转变，把章太炎经“回真向俗”之变而向儒学传统的回归，定义为他对时代危机的感受、把握和克服：在那个“天崩地解”的时代，旧的文化价值体系失去合理性，也丧失了说服和约束人心的能力，而新的文化价值体系并没有建立起来，即侯外庐所说的“拆散时代”。时代的大断裂和大崩解，尤能使人领悟一切“世间法”的虚无，章太炎不但拆散着假借“天理”“神圣”以为言的旧的“道”，同时也大力破除着“公理”“自然”“规律”“进化”的思想根基，从而使生命个体及其个性成为这个世界唯一真实的出发点。经“回真向俗”之变，章太炎在“齐物”哲学的指导下重新回归于“此土”人伦情感的日常生活，用具体的“言文-历史”世界填充了“存在”的“深渊”。他是在“世法”的意义上重新肯定了儒学维护“此土”生活世界的作用，为“拆散时代”之后的日用人生指示大道。 一个人生命和思想轨迹的转变，往往是由复杂交错的“因缘际会”促成的。在促成章太炎“回真向俗”之变的诸多因缘中，我想特别指出的是，章太炎所亲历和感受的辛亥时期的士风，也就是和他一样的革命者的精神意态和人格倾向，对章太炎的思考和探寻是大有触动的。 二、“志士”道德与“超人”气象 经“转俗成真”之变，章太炎认为儒学作为义理之学，其思想水平远在佛、老、庄之下。⑨而儒学作为求道之学，又不足以养成真道德：“君子‘时中’，时伸时绌，故道德不必求其是，理想亦不必求其是，惟期便于行事则可矣。用儒家之道德，故艰苦卓厉者绝无，而冒没奔竞者皆是。”⑩所以，儒家在教化风俗、维系民德的方面也是无能为力的。章太炎在1906年以后力倡“新佛教”以“发起信心，增进国民道德”，与他对儒家人伦道德已不足以持世的断定大有关系：“至所以提倡佛学者，则自有说。民德衰颓，于今为甚。姬、孔遗言，无复挽回之力，即理学亦不足以持世。”(11) 关于这个“新佛教”，他在1906年7月于东京留学生欢迎会上的演说中提出了两个要点：一是“法相之理”，使人了悟一切有形的事物、无形的观念“总是幻见幻想，并非实在真有”；一是“华严之行”，破除一切拘执束缚之后获得向死而生的大勇，同时，能以个体生命的具体感受与众生相感通，“勇猛无畏”地舍生救世。(12)紧接着，他写了《建立宗教论》《人无我论》，都是在理论上建构这个“新佛教”。(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