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10.14086/j.cnki.wujhs.2017.04.014 中图分类号：K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81X(2017)04-0121-09 传统意义上的“三代”一般是指夏、商、周三个朝代。作为历史时期意义上的“三代”概念出现于春秋战国时期，先秦诸子皆谈及“三代”，但见解各有不同①，其中儒家关于“三代”的论述对后世影响最大。“三代”被儒家视为一个重要的历史反思对象，后逐渐被塑造为我国古史上的黄金时代，并寄托了不同时代的社会理想。“宋儒专言三代”②，自宋代开始，在新儒家对先秦儒家思想的阐释中，“三代”逐渐被塑造为社会理想典范③，官僚士大夫以追慕“三代”的方式批判现实，提出变革的设想，追求理想社会的实现，形成了比较明确的“三代观”。最理想的社会是“三代”，如何能达到“三代之治”，成为宋代以来儒家传统政治理念中的一个核心问题，也是此后历代政治的最高理想④。 在晚清思想史上，“三代”同样是重要的核心概念，但历来学者论述不多⑤，究其原因，一方面，“三代”在近代以来逐渐成为一个指代夏、商、周三朝的时间概念，失去了思想意义；另一方面，近代以来特别是甲午之后，“大同”、社会主义及共产主义等新的社会理想典范不断涌现并成为历史研究的重点。在晚清思想史的变迁之中，“三代”最初被思想家作为文明准则用来认识及评价西方社会；其后为推动变法改制，开始吸收西方制度及学术的某些形式来充实其内涵，从而造成“三代”内涵的西化；进而通过将“三代”与西方社会比附为变法改制塑造正当性，在这种全方位的比附中，“三代”的内涵无限扩张及西化，最终与“西方”(泰西)合流。“三代”的制度及制度精神实践的时间及空间上亦渐而明确指向同时代的西方社会，“西方”(泰西)则逐渐“三代”化并作为一个社会理想典范出现。 一、晚清“三代观”的变迁 传统的“三代”概念在内涵上分为制、政、法、意等多个层面，制度层面意指封建⑥、井田、学校、礼乐、宗法、选举等；制度精神层面意指寓兵于民、教民养民、官师合一、圣王合一、天下为公、风俗醇美、人心淳朴、王道等。“三代观”的正当性根据在于“三代”经典体系及历史实践，其历史观为尚古史观，在文明观上则秉持华夏中心的普遍主义文明观。在晚清的思想变迁中，三代观的内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一)承认西方“文明”形象 传统的“三代观”内含着文明和理想社会的基本准则，有其绝对的时间和空间属性，在时间上属于“三代”，在空间上属于“中国”，并不认可有独立于中国历史及影响的文明。鸦片战争之后，伴随着西方史地知识的大规模输入，中国人的世界图像急剧变迁，以“三代”为文明准则，中国开始正面认识和评价西方社会，其始则在徐继畬。徐继畬《瀛寰志略》(成书于1849年)称：“按华盛顿，异人也。起事勇于胜广，割据雄于曹刘。已提三尺剑，开疆万里，乃不僭位号、不传子孙，而创为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浸浸乎三代之遗意。”⑦徐继畬肯定华盛顿开国“不僭位号、不传子孙”及“推举之法”，体现了“天下为公”的“三代”精神，在这种理解中，华盛顿已经摆脱了夷狄面貌而被赋予了中国式的“文明”形象。 这种“文明”形象的塑造，拉近了中西之间的心理距离。在晚清，此种西方形象的建构对于传统中国士大夫而言，多少是有些离经叛道。如李慈铭便对徐继畬对于西方的论述大加批驳：“阅徐松龛太仆继畬《瀛环志略》……但轻信夷书，动辄铺张扬厉……于华盛顿赞其以三尺剑取国而不私所有，直为寰宇第一流人。于英吉利尤称其雄富强大，谓其版宇直接前后藏。似一意为泰西声势者，轻重失伦，尤伤国体。”⑧李慈铭并不承认西方的“文明”形象，且对徐继畬以中国标准承认西方的“文明”，李氏则认为“轻重失伦，尤伤国体”，这是一种典型的华夏中心的文明观。笼统来说，李慈铭的观点总体反映了同时代的主流观点，即使之后以洋务知名、成为中国第一位驻外使节的郭嵩焘，在读到《瀛寰志略》后也感到该书对外夷的赞美有言过其实的地方，但等到郭嵩焘出使之后，其对西方的正面评价则远超徐继畬。 郭嵩焘出访英国后，参观英国小学，见餐前及餐后乐队奏乐及歌唱，联想及“中国圣人所以教人，必先之以乐歌，所以宣志道情，以和人之心性”，生发出“三代礼乐，无加于此”的感慨⑨；他肯定西方教育制度，称“至泰西而见三代学校之制犹有一二存者，大抵规模整肃，讨论精详，而一皆致之实用，不为虚文”⑩；他肯定西方政治制度，称其具有“三代”的特征，“西洋一切情事，皆著之新报。议论得失，互相驳辨，皆资新报传布。执政亦稍据其所言之得失以资考证，而行止一由所隶衙门处分，不以人言为进退也。所行或有违性，议院群起攻之，则亦无以自立，故无敢有恣意妄为者。当事任其成败，而议论是非则一付之公论。《周礼》之讯群臣，讯万民，亦此意也”(11)。同样的转变也发生在薛福成身上，他自述“昔郭筠仙侍郎每叹羡西洋国政、民风之美，至为清议之士所牴排，余亦稍讶其言之过当，以询之陈荔秋中丞、黎莼斋观察，皆谓其说不诬。此次来游欧洲，由巴黎至伦敦，始信侍郎之说，当于议院、学堂、监狱、医院、街道征之”(12)，其原因为“西洋各国经理学堂、医院、监狱、街道，无不法良意美，绰有三代以前遗风”(13)。 (二)吸收西方制度及学术因素 在晚清的时代变革中，若干迥异于传统“三代”内涵的西方政治、社会、教育制度因素及学术风气等开始进入“三代”内涵之中，“三代”的内涵逐渐西化和泛化。 最早在“三代观”中加入西方政治制度因素的是冯桂芬。冯桂芬尤其推崇西方“公举之法”，认为此即“三代上固自有善取众论之法”，虽然“经传文简不可考，而孟子之言独彰明较著，则其事可意会也”。因此冯桂芬提出以公举的方法选任京官、外官及考官、学政的观点(14)，并根据周制中的记载提出复乡职的观点，其具体做法亦采取公举方法，“县留一丞或簿为副，驻城各图满百家公举一副董，满千家公举一正董，里中人各以片楮书姓名保举一人，交公所汇核，择其得举最多者用之”(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