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主教在貴州的正式馳禁，始於第二次鴉片戰爭後簽訂的《天津條約》和《北京條約》。從此，巴黎外方傳教會(Société de la Mission Etrangère à Paris)傳教士得以在貴州公開進行傳教活動，並受到地方官府保護，天主教已不再像民間教門那樣處在地下秘密的傳播狀態。如此寬鬆的社會政治環境，本應有助於貴州教務取得較大的發展；然事與願違，咸同年間的貴州，正處在太平天國起義的大背景之下，各地農民起義連續不斷，根本無法保障傳教士的生命安全，並引起一系列教案：咸豐十一年(1861)青岩教案、同治元年(1862)開州教案、同治四年(1865)募役司本地神父被殺案件、同治五年(1866)興義府城孟穆勒被殺案。爲此，傳教士無法定期深入各地進行有序的傳教活動，在此階段，貴州教務呈現出一種緩慢發展的勢態。 儘管如此，挑戰與機遇始終相形並存。回、漢、布依族各族農民起義黔西南，儘管有礙於興義府、安順府教務的發展，並給貴州天主教會帶來嚴峻的挑戰，但與此同時，也給傳教士提供了一次難得的、發展當地布依族教務的機遇。戰事期間，代牧主教胡傅理(Bishop Louis-Simon Faurie，又名胡縛理)、外事司鐸任國柱(Léonard Vielmon)受當地布依族教徒所請，徵得交戰雙方同意，先後擔任貴州督撫與起義軍回民將領之間的調停人，從貴陽出發，沿着黔滇驛道，南下前往戰事陣地黔西南的安順府和興義府，執行招安納降和巡視教務的雙重使命。 傳教士本希望通過調停戰亂、恢復和平來滿足當地布依族“拜主者”的皈依動機，使之領洗入教，完成其所謂的“布依族歸化運動”；但無奈，各種主客觀因素決定其無力勝任其職，調停最終失敗、戰事重起，“布依族歸化運動”宣佈破產。 一、“白旗起義”：咸同年間回民起事黔西南 咸豐元年(1851)，太平天國起義爆發，貴州各族農民應聲而起，引來轟轟烈烈的各族農民大起義，其時間之長，範圍之廣，影響之深，爲貴州歷史上所罕見，史稱“咸同貴州各族農民大起義”。①其中，作爲“綜合了民族矛盾、階級矛盾等多種因素在內的民間教門起事”②——咸同年間貴州號軍起義的持續時間最長，影響範圍最廣。 此外，貴州各民族地區亦發生區域性的農民起義，出現了“千里苗疆莫不響應”的局面。③其中，在黔南、黔東南地區，1854年春獨山縣布依族農民楊元保發動的、以布依族爲主體的黔南農民起義，揭開了貴州各族農民大起義的序幕。1855年，台拱廳苗族農民張秀眉領導黔東南苗民起義；1855-1869年，黔南潘新簡領導水族農民起義；1855-1862年，姜映芳領導侗族農民起義；羅光明領導齋教起義軍；李文彩領導太平軍餘部。在黔中，貴定縣苗族農民潘名杰領導苗族起義，聯合太平軍將領曾廣依部隊圍攻貴陽。在黔北，1854年9月，有以桐梓縣楊龍喜爲首的漢族農民軍起義；而劉儀順等領導號軍起義。在黔東，徐廷杰、梅濟鼎等領導的紅號軍於1855年在銅仁府起義。在黔西北，1860年由陶新春領導苗族農民軍在威寧州起義。 具體到黔西南布依族山區來說，咸同年間爆發的“黔西南回民大起義”的影響最爲深遠。這場長達十四年，以回族爲主體，雜有布依族、漢族、苗族各族農民的武裝起事，因以白色方旗爲幟，史稱“白旗起義”。黔西南回民“白旗起義”可分起義、擴佔、對峙及失敗四個時期： 1858-1859年爲起義期。1858年11月普安廳大坡鋪回民張凌翔和馬河圖揭竿起義，當地回民紛紛前來參軍，並分途聯繫貞豐苗族楊九和布依族陸王松、文濟才等餘部，共同反清。1859年11月，起義軍佔領新城(今興仁縣)，以此爲根據地，建立大元帥府，公推張凌翔爲大元帥，馬河圖副之。④ 1860-1864年爲擴大佔領期。1860年，太平軍曾廣依部從廣西進入黔西南，牽制大量清軍，使得回民起義軍乘機發展。1861年2月佔領普安縣城，3月16日佔領貞豐州城，4月起義軍布依族部將王元興佔領王母縣城，11月19日佔領冊亨州同；1862年3月25日攻佔興義府城，8月8日攻佔普安廳城，9月24日攻佔安南縣城，9月29日佔領興義縣城，12月24日佔領歸化廳城。1863年1月16日佔領羅斛。至此，興義府屬八個州縣城鎭，均被白旗軍佔領，引來清軍大規模鎭壓，戰爭陷入對峙階段。 1864-1871年爲對峙期。1864年湘軍攻佔天京，太平天國失敗，清政府得以調集更多軍力鎭壓各地起義。1864年10月，起義軍興義府駐將馬忠降清，張凌翔和馬河圖聞變，親率部隊前往。馬忠棄城而去，後領大隊清軍反撲，張、馬二人寡不敵眾，陣亡於城郊。失去核心領導之後，各將領齊聚新城，商討善後事宜，公推金萬照爲經略大臣總理全域，推回首張定中、布依族將領陸王松、苗族將領楊九和田泰祥爲元帥，分守原駐各處。金萬照領導的起義軍採取運動防禦的戰術，應對清軍的主動進攻，雙方陣地交替，戰況瞬息萬變。 1871-1872年爲失敗期。1871年5月，清廷調遣滇桂湘三省兵力入黔圍剿回民起義。1871-1872年，湘軍總兵何世華相繼攻克安南、貞豐，進逼起義軍大本營新城；滇省巡撫岑毓英鎭壓雲南杜文秀回民起義之後，率軍攻佔興義縣、興義府，形成南北夾擊新城之勢。清軍圍攻新城近兩年，起義軍首領金萬照見大勢已去，遂出城與黔軍提督周達武議和，於1872年10月17日被押送貴陽，判處死刑而被殺害。11月底，清軍佔領起義軍最後據點冊亨，至此，咸同黔西南回民“白旗起義”宣告失敗。⑤ 二、傳教士調停“回亂”始末 同治四年(1864)，正値軍事雙方對峙焦灼之際，“胡主教被請作調停人，安順至興義一帶奉教者風起雲湧”。⑥法國傳教士調停回民起義軍與清廷之間的衝突，是近代貴州地方史和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的一個罕見案例，個別學者雖有所關注，然所用史料單一，基本史實不清。⑦下文將結合調停人傳教士胡傅理、任國柱的法文信件，貴州督撫上奏文書及回民將領信件三方史料，梳理這段調停事件的基本史實，瞭解其來龍去脈，論述其對黔西南布依族教務發展進程的影響，分析其成敗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