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C9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7947(2017)03-07-06 近年来，中国青年文化研究吸引了不少学者的目光，也产出了一批高质量的成果。这其中，马中红教授等的《无法忽视的另一种力量——新媒介与青年亚文化研究》以及《新媒介·新青年·新文化——中国青少年网络流行文化现象研究》就是杰出的代表。它们深入考察和系统梳理了新媒介背景下中国青年亚文化的表现和价值，而且正如潘忠党教授在序言中所说的那样，作者秉持“批判与理解并重，解构与建构同在”的立场来研究青年亚文化，这显然是值得我们肯定和学习的。不过，这同时也引发我们思考以下一些问题：中国青年亚文化在时间流变中有着怎样的延续及发展?在全球化的进程中与其他国家的青年亚文化有着怎样的共性与差异?在中国当下的社会环境中它们又将走向何方? 一、时间流变与中国青年亚文化的延续及发展 青年亚文化不同于一般的大众流行文化之处在于，它首先是在青少年群体中产生出来并快速传播的；其次，它不仅以对新的媒介技术的使用形成与一般成人群体的区隔，还以此形成文化形态的快速流变、淘汰、更迭。[1]“青少年群体”本身是通过代与代之间的承接得以建构的，其滋生的“青年亚文化”由此具有一定的延续性；而社会变迁，特别是基于互联网的新媒介技术的日新月异，又使得“青年亚文化”在技术更迭中不断发展。 结构功能主义者将正在发展中的“同辈群体文化”视为“有更宽泛基础的世代意识”的表达，将“世代”视为标识不同年龄群体间文化差异的符号。[2]然而，这种将“青少年”放置在“世代”中去找寻差异的模式却忽视了青年亚文化与父辈文化的延续性——作为在文化共同体中生长出来的“亚”类，中国青年亚文化也不可避免地延续着与父辈文化相似的情感结构和认同模式。 首先，即使在今天，在与主流文化的关系中，亚文化仍然是次级的，从属性的。[3]所以，在现实生活中几乎被剥夺话语权的青少年一直将自己所创造的亚文化视为抵抗霸权的武器，并体现出一种对社会变迁中的结构矛盾和社会问题的“象征性解决”的尝试。这种通过抵抗表现出来的对自我宣泄、自我满足的个性化追求一直延续到今天，因为它与新媒介技术的特性不谋而合——新媒介技术，如移动互联网技术，本身就是一种自我表现的技术方式，包含着对权威话语的抵抗和颠覆。 其次，处于人生中特殊的过渡阶段的青少年，是最容易产生认同危机的群体，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在不愿解决问题或“象征性解决”不如预期时，会集体性地试图另创一方属于自身的文化空间，借此区分他者并最终形成自己的“风格”，这种借助“风格”而体现出的对集体认同的追求也在“世代”中延续着，因为新媒介技术提供的广阔的虚拟空间和自由的互动空间恰好成为“青年一代寻求志同道合、建构文化族群和部落的文化场域。”[4] 但是，我们不能因为强调青年亚文化对于父辈文化的延续，而忽略了它对父辈文化的发展。在中国更为开放和包容的社会环境中，在全球化和多元文化的冲击下，作为“网络原住民”的青少年开始利用新媒介技术，通过更隐蔽的方式来弱化上述“抵抗”，并以更多元的手段来强化“风格”。 首先，中国青年亚文化通过弱化“抵抗”来壮大自身力量，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在普泛化中超越与主流文化的对立。文化的多元化使得青年亚文化的内容和形式也更加多样化，为了获得更充足的发展空间，亚文化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向主流文化靠拢，甚至重新激发主流文化的活力，而新媒介技术的特性不仅使参与和分享亚文化的青少年群体更加庞大，还使得亚文化的传播更加迅速和广泛，由此消弭了“主”与“亚”的绝对界线，两者的“结构性对立关系”也被打破，“给力”这类网络流行词汇被中国传统的主流媒体频繁使用就是最好的例证。其二，在商业化中超越与经济资本的对立。在今天，手握技术大权的青少年在虚拟空间拥有了更多的文化资本，但是这些文化资本是薄弱的、隐晦的、难以引人注意的，青年亚文化为了谋生和获利，开始通过新媒介技术主动参与到商业活动中，将自己投入了大量时间和精力的文化资本物质化，由此，青年亚文化在商业化过程中变成了商品，在资本市场中进行贸易交换，“抵抗”随之弱化并超越了与经济资本的绝对界线，比如，传递着青少年“智能无桩”理念的共享单车也利用互联网技术实现了自身的商业化。 其次，中国青年亚文化通过模糊“风格”来争取更大的空间，具体表现在：其一，在技术化中超越虚拟空间。一方面，新媒介技术的匿名性和虚拟性为青少年提供了自由表达的虚拟空间，他们可以无所顾忌地抛开拘谨和羞怯，更大胆地进行原创，借此表达自我最本真的情感，与通过对主流文化的“挪用和拼贴”所构成的“风格”相比，它或许是一种更能引起人共鸣的情感；另一方面，这种情感又得以依托新媒介技术而形成持久的社会影响，从虚拟空间走向现实空间，在青少年群体中获得更广泛的认同，比如，中国原创的古风音乐在网络上汇集了大量拥有共同审美趣味的文化社群，高度的情感共鸣促使这些消费者投身到音乐生产中，还通过众筹等方式走入大众的视野。其二，在符号多元化中超越现实区隔。文字、声音、影像等单一的符号都曾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作为表达方式建构着青年亚文化的“风格”，而今天，掌握着新媒介技术的青少年开始“糅合文字、图像、影像、声音等多媒介手段，轻松自如地参与到亚文化的生产和传播中。”[5]符号由单一走向多元的过程正是它从民族语言走向普世性语言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它模糊了地区、民族、文化的现实区隔，获得了青少年广泛而深刻的认同，为中国青年亚文化走向全球化提供可能，比如，习近平、普京、奥巴马等领导人的表情包在为全世界的网民所津津乐道时，现实中的区隔已经被多元化的符号模糊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