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史学理论传统中，地理环境对历史的重要性早已得到史学界的承认和重视。法国年鉴学派的代表人物费尔南·布罗代尔在其成名作《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1949年)中，就正式把对地理环境的研究作为历史的“地理时间”(区别于“社会时间”和“个人时间”)纳入其“崭新的史学”的总框架中。①在他看来，与短时段的“事件史”相比，作为长时段的地理环境的历史是一种“能揭示永恒价值的历史”②。不过，在强调地理研究的重要性的同时，布罗代尔也强调了地理时间层面的历史是一种“几乎静止的历史”，是一种“缓慢流逝、缓慢演变、经常反复出现和不断重新开始的周期性历史”③。这意味着，与中时段的“社会史”和短时段的“个人史”相比，作为长时段历史的历史地理学更具有自然科学的客观性和稳固性。因而，除非地理环境本身在实际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发生重大改变，重写某一文明的历史地理学似乎是不可能的。 然而，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史学界中的印度史学转向，为我们重新评估和认识长时段历史的性质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机会。本文通过比较和分析以《剑桥印度史》(1922-1937年)和《牛津印度史》(1919年)为代表的正统印度史学与以《新剑桥印度史》(1987年至今)为代表的新印度史学对印度地理环境历史的不同书写，一方面阐明正统印度史学和新印度史学不同的历史地理学基础；另一方面也表明地理环境的历史同社会史和个人史一样，都不是纯粹的客观描述，还是历史学家的主观建构，从而修正布罗代尔对长时段历史的认识。实际上，对印度历史地理学的重构，构成了印度史学范式转换的一个重要面向。 一、正统印度史学的历史地理学：“单一的自然区域” 与世界其他地区或文明的历史学相比，印度史学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它对印度历史(特别是莫卧儿帝国以前的印度历史)的叙述和诠释更加依赖对印度地理环境的解读。显然，这同近代以前印度历史文献和资料的匮乏有关。对早期印度历史的考证和构建，建立在史前考古、古代文学、铭文和钱币、外国人游记以及比较语言学的基础上。因此，无论是对于正统印度史学，还是对于新印度史学，了解其地理学基础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在《剑桥印度史》第一卷中，英国著名的地缘政治学家哈尔福德·麦金德爵士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对印度次大陆的地理环境做了详尽论述。首先，他从地理位置的角度界定了“印度次大陆”。他把亚洲大陆划分为四个次大陆，分别是面向太平洋的东部次大陆、面向北冰洋的北部和西部中心次大陆、西南部的“低地亚洲”次大陆，而最后一个就是位于亚洲中南部的“印度次大陆”。④这个定义对我们来说已经是一个简单的常识。然而，在麦金德对“印度”的界定中还包含着一个十分重要却尚未引起史学史研究者足够重视的要素，即他同时把亚洲的四个次大陆视为不同的文明区域。其中，东部次大陆、北部和西部中心次大陆和西南部次大陆分别是佛教文明区、俄罗斯文明区和伊斯兰文明区，而印度次大陆的情况比其他三个次大陆复杂一些。⑤一方面，麦金德承认印度人文的多样性。他认为，如果不考虑幅员的话，印度比美国更像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次大陆，因为“在美国，单一的种族和单一的宗教占据绝对统治地位，而在印度，极端多样性的悠久历史一直延续到今天，呈现出它需要花费数代时间才能解决的各式各样的问题”⑥。由此，麦金德承认印度在历史上长期的政治分裂状态，“在过去，印度存在过伟大的帝国，但从兴都库什山到锡兰、从锡斯坦到伊洛瓦底江的这整个地区统一在一个单一的政治体系下，却还是一个新事物”⑦。另一方面，麦金德却又认为印度次大陆构成了一个“单一的自然区域”(single natural region)。他指出，“印度在整个历史上的明显的统一是地理上的统一。除去南美这个可能的例外，世界上没有别的地区拥有(比印度)更多样的自然特征。然而，也没有别的地方，这些自然特征(比印度)更加完好地结合为一个单一的自然区域”⑧。显然，麦金德的这两种看法并不协调。但在笔者看来，正是这种矛盾的观点构成了正统印度史学的印度地理学的核心。这就是，一方面把印度描述为一个人文地理状况异常复杂的次大陆，另一方面又把印度描述为一个单一的文明区域。 就印度的异质性而言，首先，麦金德认为在历史和文化上锡兰都不是印度的组成部分。“无论是现在，还是在过去，锡兰都不是印度的一个简单附属地。锡兰半数人口信奉佛教，而它的法典也以荷兰法律为基础：这些都显示了锡兰历史的独特性。”⑨其次，麦金德认为“在人种、语言、宗教和社会习俗上，缅甸与中国而不是与印度更为接近。在这些方面，它可以看成是远东的第一块土地，而不是印度或中东的最后一块土地”⑩。不过，他又认为“在地理上，缅甸通过孟加拉湾同印度世界联系在一起。因为它有一条可通航的大河流入印度洋，而不是像暹罗和安南等邻国的河流那样流入太平洋。在商业上，它同印度帝国的其他地区保持着日益密切的联系”(11)。再次，麦金德还认为锡金人也不是所谓的“印度人”(Indians)，而是属于蒙古人种的高地居民，“他们和缅甸人一样信奉佛教，而不是像平原居民那样信奉印度教或伊斯兰教……一个有趣的事实是，这些山民应归入那个遍布广袤的中华帝国的种族”(12)。同样，邻近的尼泊尔廓尔喀人“也属于蒙古人种，尽管他们信奉印度教”(13)。最后，“尽管拥有丰富的资源，阿萨姆在其历史的大部分时期里却一直位于印度文明之外。甚至在今天，它依旧只有稀疏的人口，商业也相对不发展”(14)。更有甚者，麦金德还把孟加拉、旁遮普同所谓的“印度斯坦”(Hindustan)区别开来。 在布拉马普特拉河绕过加罗山脚蜿蜒南下的地方，阿萨姆河谷就扩展成为孟加拉平原。跨过那个平原向西，在恒河也绕过拉吉马哈尔山折而向南的地方，孟加拉同印度斯坦大平原连在一起，后者沿喜马拉雅山麓向西和西北方向延伸约700英里，达到恒河河系最西端的朱木拿河流出山谷的地方。印度斯坦最初在位于拉吉马哈尔群山和北部山脉之间的地方宽约100英里，在喜马拉雅山麓到中印度群山第一座山峰的地方逐步拓宽到200英里，然后又收窄到100英里，同位于德里山脊和喜马拉雅山之间的旁遮普平原相连。(15) 显然，“印度斯坦”的地理范围被界定为恒河流域。这个区域被视为真正的印度和印度次大陆上印欧语民族的心脏地带，即古代文献中所谓的“雅利安人之地”(Aryavarta)。这个区域的人民使用的是所谓的“印地语”(Hindi)，一种“与古代梵语关系最直接的现代印度语言”(16)。“它不仅是比哈尔和联合省的语言，也是德里和昌巴尔河和宋河流经的印度中部广大地区的语言。有着类似起源的其他语言则盛行于周围区域——东面的孟加拉语，恒河盆地以外西南地区的马拉提语和古吉拉特语，以及西北地区的旁遮普语。”(17)其中，“马拉塔人是印度最南面的印欧语民族”(18)。而在这个区域之外，则是一个完全异质的语言文化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