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1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209(2017)04-0072-16 一、引子 在西方，希罗多德被称为“历史之父”，他也的确在事实上开创了西方史学的先河，但他并不是为了成为现代意义上的历史学家而进行写作的。且“历史”一词的内涵(从historia到history)在时间的长河及历史学的发展过程中，其书写的内容、范式、规则及其目的都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因此，当我们以后世逐渐成形且为人们所普遍接受的学科标准和规则去理解这位“历史之父”时难免会因“时差”太大而造成一些理解上的困难或是过度阐释，这种解读方式还可能会在有意无意之中屏蔽了古代作家某些原初清晰自然的思想。 对此，20世纪以来，西方学者已有了较以往时代更为强烈的自觉意识和反思精神，且不断努力想从不同的方法论角度和理论架构中去寻求某种更为合理的解读模式。然而，困难在于，对于希罗多德的《历史》，若仅从文本上加以分析，多元的理论与方法的介入导致多种解读结果的可能性都是存在的；而若是从史源学上追溯希罗多德对材料的使用，要么将其叙述坐实，要么运用考古学等现代方式加以佐证，则可能又都是无解的。“可以说，不同的研究思路既有自身所秉承的理论依据，又有丰富的文本证据；但同时，各自的解读方式既有其本身所难以克服的理论困境，也都无法完全涵盖《历史》的全部内容，因而也就不能完全否认其他解释的可能性。”①在这个问题上，作为东方学者，面对这样的迷局似乎更是无法突破，因为如果我们的研究格局从一开始就被限制在西方学者所划定的种种方法和理论之中，那么不是跟从A理论，就得采用B方法。总之，都是通过别人的层层解读之后再去试图消化那可能已经变味的经典，由此自然缺乏自己独特的见解，且可能对那些舶来的理论和方法也未真正吃透。 当然，这是西学研究在中国所普遍面临的困境，如何破解则是一个见仁见智的宏大问题，本文并不是想要对此提供一个答案，只是希望换一个角度来讨论问题。而对于一个熟悉的研究对象及其研究方法的反思，可以是宏观的也可以是具体的。本文将首先从西方思想史的角度拉一个大的线索，然后以两个具体的史学观念为切入口展开对某些西方学者希罗多德研究中方法及思路的讨论。思想史层面的考察，将主要从西方思想家及历史哲学家的论述入手，力图以此发现西方思想界学术界中各种具体论题背后的核心关怀和问题意识。史学的具体研究则被视作是思想在个案中的展开或是受思想影响下的细致分析。若仅有前者，难免会出现以偏概全的问题，因为概念化的过程必然会面临这样的难题。若仅是讨论具体的观点或方法，又可能会陷于个案特例之中而发现不了问题，更得不出一个整体的关照。因此，本文将结合这两方面，从考察后世西方研究者的一两个最主要也是最根本的问题意识是如何产生的这样一个角度来反观西方希罗多德研究中可能存在的研究取向上的误导，从而另辟蹊径，看一看是否存在其他解读的可能性。 当然，这里所提出的都远非“结论”，倒不如说更像是“引子”，换言之，只是一些初步的思考，希望能引起进一步的批评、讨论和更深入的研究。 二、作为西方思想重要源泉的基督教史学传统 抛开研究中的种种具体观点和方法后，我们发现，有一个大的思想背景在整个西方学术研究(当然也包括希罗多德研究)中恐怕都是至为根本和深远的——那就是基督教思想的影响。正如20世纪伟大的历史学家、宗教哲学家克里斯托弗·道森(Christopher Dawson)所说：“基督教传统是西方文化的根基。它不仅是西方宗教的基础，也是西方伦理道德的基础。更进一步说，它决定了我们对文明生活以及理想生活的态度。”② 而基督教思想对于西方史学的影响从古典时代结束以后就开始了，汤普森(J.W.Thompson)说：“公元五世纪，异教史学绝迹。五世纪开始以后的八百年间，西欧大部分历史写作都是由基督教作家进行的，这些作家几乎个个都是传教士。”③ 柯林武德(R.G.Collingwood)对基督教史观于西方史学的影响曾作过详细论述，他认为，“基督教思想的引进，对于人们用以设想历史学的方式具有三重影响：第一，历史的过程并不是人类的目的、而是上帝的目的的实践；因为上帝的目的就是一种对人类的目的。第二，对历史的这种新观点，使人有可能不仅看到历史的行动者的行为，而且还有可能看到作为上帝目的的工具因而具有历史重要性的那些行动者本身的存在和性质。第三，在历史学概念上的这两种修改，正如我们所已经看到的，都是得自基督教的原罪、神恩和创世纪的教义。第三种修改则是基于基督教的普遍主义的态度。”④ 除柯林武德外，对于希腊史学与后世西方史学的区别，西方学者也都有所认识且多有讨论，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是德国著名哲学家及基督教思想家卡尔·洛维特(Karl L
with)，他敏锐地指出：“希腊人比较有节制。他们并没有无理地要求深究世界历史的终极意义。他们被自然宇宙的可见秩序和美所吸引，生生灭灭的宇宙规律也就是解释历史的典范。……对于犹太人和基督徒来说，历史首先意味着救赎历史。……古典的历史学家追问：事情是如何发生的？现代的历史学家则问：事情将如何发展？现代对于未来的这种关怀，其根据就是犹太教的先知预言和基督教的末世论，二者都把古典的historein(叙事)这一概念转变为指向未来的。”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