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认为，后期李泽厚的哲学，除了情本体论外，最值得注意的是其有关伦理道德方面的理论，而李泽厚在这方面的理论是以“两种道德论”或“两德论”为中心的。应当说，由于李泽厚曾经深入研究康德，对康德伦理学体会匪浅，因此，虽然他的主导思想是启蒙思想，并且不同时期他的重点关注有所不同，但他对伦理的关注是一贯的。也因为他曾经出入康德，所以他对儒家的了解和批判都不是肤浅的，总能从康德出发在某一方面保留其对儒家伦理的某种肯定。 可能正是这种不能忘情于伦理学或道德论的思想情怀，使得他晚近在出版了两种关于中国哲学登场的小书之后，又出版了两本涉及伦理学和道德问题的小书，其中一本是《回应桑德尔及其他》，一本是讨论前书的《什么是道德》。虽然，李泽厚晚期所讲的“伦理学”，在落脚点上受到美国80-90年代将伦理学与政治哲学联结一体讨论的影响，而其出发点仍与康德的影响有一定关系。无论如何，如果讲到属于李泽厚的伦理学思想，则不能不关注他的有关思想是以“两德论”的区分为中心、为主体的。他的“两德论”在概念上区别了“宗教性道德”和“社会性道德”，他所关注的是，现代的社会性道德如何确立，其基本思想是中国古代儒家把两种道德合二为一，现代社会必须把两者拆分，使现代社会性道德独立发展。但是由于他讲的现代社会性道德主要包含的是政治社会价值，所以两德论的趋向最后指向的是政治哲学的讨论，(这些都是我们所不取的。我们的视角是真正伦理学和道德学的，以个人基本道德为核心，认为近代以来最大的问题是社会公德取代个人道德、压抑个人道德、取消个人道德，因此，恢复个人道德的独立性和重要性，是反思现代性的关键。)而不是真正的道德论。 一、伦理绝对主义和伦理相对主义 据李泽厚自己说，他正式提出两种道德论在1994年，①他还说两德论的提出借鉴了汉代“儒法互用”的历史经验，即把儒家的道德和法家的体制相融合，从而提出现代社会道德和体制应当分开。由此可见，李泽厚提出两德论的问题意识是“道德和体制”的关系，他所说的社会性道德首先是指体制而言。但社会政治体制并不是道德。借鉴儒法互用这一说法，表明李泽厚一开始在概念的使用上就是混淆的，而对这一点他却始终没有觉知。他说： 90年代新一代的教授们鼓吹自由主义的政治哲学，强调资本主义经济—政治秩序的普遍适用性，轻视不同国家的文化、传统和现实的特殊背景。我注意自汉代以来，体现着“实用理性”精神的“儒法互用”，即儒家重人情重实质的世界观，融入重形式重理智的法家体制，获得长期的社会稳定和人际和谐的历史经验……为此，在伦理学，我提出对错与善恶应予分开的“两种道德”的理论，一是与政治哲学相关的社会性道德，它是建立在现代个人主义和社会契约基础上的自由、平等、人权、民主，以保障个人权益，规范社会生活。另一是与宗教、信仰、文化传统相关的宗教性道德，它有终极关怀，人生寄托，是个体追求的生存价值，生活意义的情感，信仰、意愿的对象。前者是公德，是公共理性，应该普遍遵循；后者是私德，是个人意识，可以人自选择。……二者不是谁优先的问题，而是宗教性道德有范导作用，一般不应有建构作用。②其实终极关怀是信仰，而不是道德；自由、平等、人权、民主是政治价值，也不是道德。讨论这两各领域的关系是有意义的，但把这两种东西称作两种道德，在概念上就是混淆不清的。 上面这段话是他2003年在其《哲学自传》中的回顾。如果他的记忆是正确的，那么两德论的提出，本来应是针对西方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对现代性普遍价值的鼓吹、而轻视不同文明的国家的文化传统在现代化过程中的作用，重视文化传统和宗教信仰对现代性的范导，重视在民事诉讼中“和谐高于正义”。然而，事实上，我们在他约1996年完成的《论语今读》中看到的，却主要是用两德论批评中国传统文化，批评儒家伦理，从而其两德论所指向的不是关注传统和不同于西方的文化，而是走向现代公共理性。最重要的，他的理论实际上强调的是政治“价值”，而不是个人“道德”。这是由于，1994年以后他受到罗尔斯新书《政治自由主义》的影响，他所要解决的其实并不是道德问题，而是现代社会的价值和制度安排的问题。“公共理性”正是罗尔斯政治哲学的主要概念。这一点我们将在以下一步一步地予以指出。 在1994年写成的《哲学探寻录》之三，李泽厚第一次提到两德论。但那时他并没有把两德论作为一个重要理论，而是置于第三大节第一小节“伦理绝对主义与伦理相对主义”之中。他针对康德的伦理绝对主义，即绝对服从、坚决执行“绝对律令”，说：“这是一种‘宗教性道德’，是一种伦理绝对主义。”“这就是黑格尔、马克思、孔德以及现代文化人类学家用伦理相对主义来反对康德的原因：并没有那种先验的‘实践理性’，那只是空洞的形式；现实存在的是随时代的社会、利益、环境不同而各不相同的伦理法规和道德原则，它们由法律、规约、习惯、风俗等等形式表现出来，常常是由外在的强制，经过长久的历史，化为内在的自觉要求，这可称之为‘社会性的道德’。”③ 他接着说： 宗教性道德和社会性道德之作为道德，其相同点是，两者都是自己给行为立法，都是理性对自己的感性活动和感性存在的命令和规定……其区别在于，“宗教性道德”是自己选择的终极关怀和安身立命，它是个体追求的最高价值。……“社会性道德”则是某一时代社会中群体(民族、国家、集团、党派)的客观要求，而为个体所必须履行的责任、义务，常与法律、风习相关联。前者似绝对，却未必每一个人都能履行，它有关个人修养水平。后者似相对，却要求该群体的每个成员的坚决履行，而无关个体状况。对个体可以有“宗教性道德”的期待，却不可强求；对个体必须有“社会性道德”的规约，而不能例外。一个最高纲领，一个最低要求，借用康德认识论的术语，一个是范导原理(regulative principle)，一个是构造原理(constitutive principle)。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