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494(2017)03-0018-07 一、关于伦理的反思 先有伦理还是先有道德?很多人会说先有道德，因为有了道德观念和规范，才能形成良善的伦理关系。其实，问题还有另一面，先有人伦关系才有关系所要求的伦理，个人才会有道德意识。 伦理是什么?应该追问一下伦理观念产生的源头在哪里。《易经·序卦传》有这样的定论：“有天地然后万物生，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而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有礼义。”[1]73这当然包含了抑制女性的时代立论，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就其自然史和人类史的意义来说，这一典籍非常准确地揭示了一个基本史实。有了家庭，有父母子女，而后有子子孙孙，承继下来才有祖祖辈辈。这是人类学的定论。先有人，才有人伦。人伦就是指家庭、家族成员之间的血缘、亲疏、辈分、等次关系。有关系就有相互之间的要求，即“应该如何”的对待之理。人伦本身就有自然之理，自然而然的先后、大小的顺序和秩序，即《易经·序卦传》所说：“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1]70所以有理就是道，道就是理之说。其中已显现出两者的内在联系。 人伦的实存状况如何呢?唐《通典》有这样的记载：“黄帝经土设井，以塞争端，井开四道，宅分八家。”[2]从实存的人伦秩序来说，就形成如下的社会景象：不泄地气，不废一家；同风俗，齐巧拙，通财货，同出入，相更守，相借贷，病相助，通婚嫁。还有“生产均，相处亲”。于是有了“偷”字的象形字：伦，左边一个人字，弓腰站立，像是在刨地；右侧上半是个立着的三角形，象征一座房屋；底边下有一条竖线，象征房前有一条路；路的两边各有一口井，井的周围开出四道，分住四家，两口井就是八家，如《通典》所记“井开四道，宅分八家”。作为一个象形字，重在形似，而其实存则抽象、简化，字中深藏人伦实存和民风习俗。这大概就是初民的村落形象，或说是初始人伦秩序的象形，可谓“伦不可见，可见者形而已”。有人伦关系存在，就有人和人之间相互的约束，就有彼此“应该如何”的伦理意识、情感和行为习惯的文明，乃至相待应有的态度、言语和礼节等。 本来，按其男女两性和亲情来说，家庭是以爱为纽带的。对于人的关系及其相应行为来说，爱、情感、欲望的作用固然重要，是生命的根基，但仅有这些方面是不够的，家庭成员之间的交往联系，还需要有理性的主导，要有自觉的思想情感和意志的自制。有了这种自觉意识和自由意志，个人才能意识到家庭共同体的实质和相互关系，以及“应当如何”的道理和应有的行为方式。这才有人之为人的家庭、社会群体生活的伦理秩序。因此，在家庭能以道自守，以礼齐家，并推而广之治世，这不仅会有良善的家风、族风和民风，而且是家庭、家族和社会共同体稳定和谐的保障。 国家(邦国)的情形又如何呢?古代对社会国家形态的记载，元《文献通考》有：在黄帝治下的地界，有行政治理的划分：“一井为邻，邻三为朋，朋三为里，里五为邑，邑十为都，都十为师，师七为州。始分于井，计之于州，迄乎夏殷未易其制。”[3]这也是防治暴君污吏的仁政，即“以礼法治政”的一个重要方面。从这里可以看出，自古就有个人和他人利益、家庭和社区利益、邦国与邦国之间的利益矛盾，不得不“设井以塞争端，划地邑以牧民，建礼法以治政”，如前所说，“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有礼义。”[1]73一代一代延续不断地扩展。这幅图景所表现的正是一种农业社会的邦国伦理关系和秩序形态。在这里，伦理精神就自然且必然地产生了，并且具有中华民族的社会特色。 但是，无论家庭还是社会、国家，都需要通过教化的制度和方策，把“应该如何”的道德意识、伦理精神，以及相应的原则、规范和文明礼义等，传播开来，以通达上下，深入人心。《左传》有如下记栽：舜尧时代，“行五教于四方：有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孟子·滕文公》有言：“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1]36；“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夫妇有别，君臣有义，长幼有序，朋友有信”[1]39。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是包括乡学和国学“共之”的“大伦”；而“义、亲、别、悌、信”就是调节和治理人伦关系、具有礼法意义的行为规范。 这样，家庭伦理和个人道德就有了“五典”，即关于父母兄弟子相互关系的行为规范；社会秩序和礼仪就有了“五礼”，即关于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民的地位和从属关系的制度规定。《礼记》有所谓“礼仪三百，威仪三千”(《礼记·中庸》)的说法，但又有“礼不下庶民，刑不上大夫”(《礼记·曲礼》)的圣谕，两千多年间普遍通行的是“三纲”(君为臣、父为子、夫为妇)、“五常”(仁、义、礼、智、信)，一以贯之，尊卑贵贱成为了伦理秩序常态。 与此相联系和传承，宋明时期的哲学、伦理学产生了新的特点：一是使伦理道德的理论阐释系统化，使道德、伦理内外两方面配合统一起来，传播了和谐伦理的道统精神。朱熹系统地论证过“三纲五常”，认为“使尊卑贵贱各得其宜，君臣父子各得其所，便是和”[4]。王阳明强调“致中和只在慎独”[5]。他们从各自的哲学视角，对伦理精神与和谐秩序做了各具特色的论证，使和谐伦理兼顾了外与内、上与下两个方面，达到了相当严谨的系统和深度。但是，在用于经国治世的过程中，在宗法专制制度的范围内，也使传统的和谐哲学和伦理精神逐渐带上了僵化、虚饰的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