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舆论时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的话语危机及应对之策  

作 者:

作者简介:
刘春波(1981- ),男,博士,三峡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湖北 宜昌 443002

原文出处:
湖北社会科学

内容提要:

意识形态与舆论之间存在着阶级话语与全民话语、系统理论话语与日常生活话语、灌输式话语与参与式话语的话语关联,与这三个维度共同的话语关联之处即社会共同利益的契合,表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舆论之间是内在而不是外在的话语关联。在社会舆论时代,我们通过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论建设,实现了意识形态对舆论的话语主导,保持了二者的内在话语关联。随着网络舆论时代到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舆论的原有话语关联发生了变化,造成阶级话语难以统领全民话语、系统理论话语被显性化网络情绪所“稀释”、灌输式话语遭遇参与式话语网络抗争等话语危机。对此,我们需要透过网络情绪把握社会现实以实现系统理论话语与日常生活话语的有效链接,需要依据网络舆情具体地把握共同利益、设置主导性议题影响全民话语,需要积极引导公众表达、讨论以化解参与式话语对灌输式话语的网络抗争。


期刊代号:G2
分类名称:思想政治教育
复印期号:2017 年 10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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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G4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477(2017)06-0185-05

      一、意识形态与舆论的话语关联分析

      意识形态与舆论,都属于社会意识的范畴,与社会存在都存在着反映和反作用的关系。但是,由于二者在现实社会中的地位、与社会存在的距离等方面差异,决定了它们对社会存在的反映与反作用方式不一样,导致它们各自的话语主体、话语内容及话语表达方式不一样。简言之,面对同样的社会存在,在“谁说”、“说什么”、“怎么说”这些基本问题上,意识形态与舆论会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性。

      这种差异性意味着,意识形态与舆论之间会产生一定的话语关联。首先,从话语主体层面看,这种话语关联表现为阶级话语与全民话语的关系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个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1](p98)可见,意识形态具有鲜明的阶级性,表现为一种阶级话语;与之相比,舆论则是分散在现实社会中并通过“在某一方面对外部事物的共同或相近的情绪、观点”[2](p11)而联系起来的社会成员的意见,表现为一种平民话语或全民话语。对于二者之间的关联,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进行革命的阶级,仅就它对抗另一个阶级而言,从一开始就不是作为一个阶级,而是作为全社会的代表出现的;它俨然以社会全体群众的姿态反对唯一的统治阶级”。[1](p100)可见,一定阶级的意识形态从经济基础出发,在上升为占统治地位思想的发展轨迹中一定会经过从全民话语到阶级话语的转换过程。其次,从话语内容层面看,这种话语关联表现为系统理论话语与日常生活话语的关系问题。意识形态作为“思想上层建筑”,它并不是对社会存在的直接反映,而是以政治、法律、宗教、哲学等理论形式对社会存在的系统性反映;与之相比,舆论对社会存在的反映就更加直接,因为舆论作为一种“表层意识形态”,“处于社会意识活动的表面部分,人们随时随地都能感受到它的存在和影响”。[3](p148-149)可见,与社会存在的距离差异,决定了意识形态与舆论之间必定会以系统理论话语对日常生活话语的形式发生话语关联。最后,从话语表达方式层面看,这种话语关联表现为灌输式话语与参与式话语的关系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家或多或少有意识地从理论上把它们变成某种独立自在的东西,在统治阶级的个人意识中把它们设想为使命等等;统治阶级为了反对被压迫阶级的个人,把它们提出来作为生活准则,一则是作为对自己统治的粉饰或意识,一则是作为这种统治的道德手段”。[4](p492)这段论述清晰地告诉我们,统治阶级为了维护和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一定会将它的意识形态转换为诸如使命、准则、道德等灌输式话语并在全社会进行话语灌输。与之相比,舆论的作用是“影响舆论客体”,即通过形成多数人意见促使统治阶级及其社会管理部门解决舆论客体所指向的社会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舆论是一种参与式话语。因此,任何统治阶级要有效地维护和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就不能只讲灌输式话语而不讲参与式话语。

      在上述三个维度的话语关联之中,第一个维度即阶级话语与全民话语之间的话语关联最为重要,因为,它不仅清晰地告诉我们意识形态与舆论发生话语关联的关联之处,而且还决定了这种话语关联究竟是“内在关联”还是“外在关联”。马克思恩格斯正是通过分析全民话语向阶级话语转换,通过分析阶级更替的历史发现:“每一个企图取代旧统治阶级的新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成员的共同利益,就是说,这在观念上的表达就是: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1](p100)这里的“不得不”不仅告诉我们“社会成员的共同利益”就是意识形态与舆论发生话语关联的关联之处,而且还点明了任何剥削阶级由于自身的阶级利益局限,即使认识到了这个关联之处也不能牢牢抓住它,其最终结果必定会如恩格斯所说的那样,“工人比起资产阶级来,说的是另一种习惯语,有另一套思想和观念”。[5](p410)与之相比,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即马克思主义是占总人口中大多数的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与社会成员共同利益的契合,保证了它与舆论之间是一种“内在”而不是“外在”的话语关联。

      但在具体的话语实践中,无产阶级政党及政府要始终保持住这种内在话语关联,既要能牢牢抓住这个话语关联之处,又要对不同时代的舆论有正确认识与定位,进而做出正确的话语选择。从报纸、广播、电视的出现到21世纪初基于互联网web1.0技术而涌现的大量门户网站等大众传媒的发展与普及,使人类跨越了人际与地域的交往局限,进入到社会舆论时代。但是,由于“以往的大众传媒,只是单向度的传播,受众是没有发声权的”,[6](p174)这使得社会舆论的形成过程往往不是“自下而上”而是“自上而下”,其结果就是社会舆论往往不是对多数社会成员意见的反映,而是“对部分个体意见的反映”,①这就意味着学者们所说的真正意义上的社会舆论即“具有权威性的多数人共同意见”,②在多数情况下只能潜藏于人们的内心深处,或者说以“潜舆论”形态深藏于现实社会之中。面对社会舆论的形成方式与主体构成等方面的局限,与西方资产阶级有意利用这些局限操纵舆论不同,我们一方面坚持把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自己工作的出发点,紧盯意识形态与舆论的话语关联之处,坚持不懈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我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另一方面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实践中,坚持用无产阶级的阶级话语来揭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揭示西方形形色色的意识形态话语实质,有力主导了全民话语;坚持用系统理论话语来解释现实社会及广大人民群众关心的社会问题,有效主导了人们的日常生活话语;坚持理论武装或思想灌输,引导人民群众的积极投身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实践。在社会舆论时代,我们正是通过这两个方面的努力使得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话语始终处于绝对的优势或主导地位,有效保持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舆论之间的内在话语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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