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在中国人文地理学的发展历程中，胡焕庸线无疑是迄今影响最为深远、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成果之一。胡焕庸在1935年发表于《地理学报》的“中国人口之分布——附统计表与密度图”(胡焕庸，1935)一文中，以爱辉—腾冲线为界，将中国分为人口密集的东南部和人口稀疏的西北部，爱辉—腾冲线(后被称为胡焕庸线)此后成为中国最重要的人口地理分界线并在国内外广为流传。在胡焕庸线诞生后的80多年里，中国人口分布格局始终保持大致稳定，充分体现了胡焕庸线在反映中国人口分布规律上的重要意义，以及胡焕庸先生对中国人口地理研究的巨大贡献。2009年中国地理学会成立100周年之际，在中国地理学会与《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社联合组织、由全国地理学者推荐评审而得出的30项中国百年地理大发现中，胡焕庸线亦名列其中。 显然，产生了胡焕庸这样的地理学大师和胡焕庸线这一传世之作的中国人口地理学是一门有着重要学术和政策影响力的学科。但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当前中国人口地理学在地理学科中的地位并不高。在近年召开的中国地理学会年会上，人口地理的分会场往往场面冷清；2012年中国地理学会发表的地理学学科发展报告(人文—经济地理学)不仅未把人口地理学列为其专题之一，而且认为人口地理学是“发展势头不尽如人意”的学科之一(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等，2012)。人们不禁要问，曾经有着深厚学术积淀和历史传承的中国人口地理学这些年走过了怎样的发展历程，以致在地理学界越来越难以见到其踪影?人口地理学研究在相关领域是否已被边缘化，抑或其成果越来越多地以不为地理学者所熟知的形式出现，需要我们重新去发现?回答这些问题不仅对准确认识中国人口地理学的现状，而且对其所跨越的人文地理学和人口学②两个学科领域的发展，都有着重要意义。 本文将从人口分布、人口迁移流动、人口城镇化、以及其他人口问题等4个方面，回顾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人口地理学的发展和人口地理学者在相关领域所作出的贡献，以期完整准确地把握其发展的脉络。 2 人口地理学与中国人口研究复兴的简要回顾 众所周知，在20世纪50～7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在“左”的思想影响下，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受到批判，人口学研究成为禁区；因受前苏联影响，人文地理学被视为资产阶级的反动科学，地理学对人文现象的研究因此被限制在经济地理学中的生产力布局这样一个狭窄的领域(李旭旦，1985；张文奎，1987；查瑞传等，1999；李竞能，2001)。人口学和人文地理作为学科领域不复存在，而人口地理学作为这两个学科的分支也难逃厄运。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行，人口地理学才开始重返学术舞台。 人口地理学从因其母体学科成为学术禁区而从学术领域消失，到改革开放后重返学术舞台的历史背景，对认识其近40年的发展轨迹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尽管人口学和人文地理的恢复在人口地理学重返学术舞台的过程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人口地理学从此在其发展过程中越来越多地借助于人口学而非人文地理学作为其学术平台，并在这一平台上获得了长足的发展。 华东师范大学人口研究所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很好例子。该研究所的前身是成立于1957年并由胡焕庸先生担任主任的人口地理研究室，也是新中国成立的第一个人口研究机构。然而成立不久即被撤销，直到1981年在教育部的批准下得以恢复，并更名为华东师大人口研究所。值得注意的是，人口地理研究室恢复后更名为人口研究所这一事实的意义重大，表明华东师大人口研究所不再仅是一个人口地理学的研究机构，其研究领域将延伸至一个跨学科的研究领域——人口学。这一变化也意味着华东师大人口研究所研究工作的主要学科属性的转型，即从原先主要以地理学下属的人文地理学为母体的自然科学性质向以社会学下属的人口学为母体的社会科学性质转变。事实上，在华东师大人口研究所复建以来的发展进程中，其主要研究人员构成、基金来源构成和主要成果学科性质特点均体现了这一变化：研究人员主要活跃于中国人口学会而不是中国地理学会，其资金支持大多来自各种社会科学基金而不是自然科学基金，研究成果也大多发表在人口学或相关社会科学期刊而不是地理期刊。2012年为纪念华东师大人口研究所复建30周年而统计的2项数据表明：在该所截止到2010年所承担的45个主要研究项目中，国家自然基金资助的只占4项，其余均来自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或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基金；该研究所获得的60个省部级学术奖项也均来自社科领域。但该所并未因此而脱离人口地理学这一主要研究方向。事实上，该研究所复建后4年里的第一任所长仍然是胡焕庸教授，其余6位继任者中有4位也是地理学者；在20世纪80年代的早期，研究所的大部分成员主要来自华东师大地理系，地理学者的主导地位在该所一直保持到近期。 华东师大人口研究所的上述情况是中国人口地理学整体的一个缩影。在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许多大学都建立了人口研究机构，其中大多数与各自大学的地理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成员中的大部分来自本校地理系。杭州大学(现并入浙江大学)、兰州大学、新疆大学、北京经济学院(现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等建立的人口研究机构所均走过类似历程。出现这种情况一方面是因为20世纪80年代初人口学作为一门学科恢复时几乎是从零开始，百废待兴，需要更多的学者加盟，而人口一直是地理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要素，地理学者理应填补这一空白；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中国政府对人口问题高度重视，并将计划生育视为一个基本国策，对人口研究予以了大力支持。同时，人口研究还得到了包括研究项目资金、技术、以及海外研究和学术访问奖学金等在内等一系列国际支持和资助，因此在20世纪80年代后的一段时期，人口学领域而不是人文地理学领域为中国人口地理学者的发展提供了更多的机会，人口学领域日益成为人口地理学者学术活动的主要平台，并将中国人口地理学带入了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的鼎盛发展时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