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在地理学的人文化与社会化背景下，城市空间研究也在经历相同的转型过程，立足于人类空间行为的视角，正在成为理解城市空间的关键[1]。近年来，伴随着城市研究新数据源与方法论的兴起[2-4]，时空间行为的研究逐渐从宏观走向微观，由现象走向机制[5]。与此同时，从时空间整合的角度反思和修正传统的概念与方法，成为时空行为研究的重要发展趋势。 当基于地理要素来解释和预测个体行为，探讨居民行为与城市空间互动机制时，研究者已经对地理单元划分可能影响空间变量作用效应的分析结果，即可修正性地理单元问题(modifiable areal unit problem，MAUP)进行了广泛的关注[6-8]。但对同样影响到分析结果的地理背景不确定性问题的讨论尚处于起步阶段。 地理背景不确定性问题(uncertain geographic context problem，UGCoP)由关美宝[9]提出，指地理空间变量对个体行为作用效应的分析结果，可能受到地理背景单元或者邻里单元的划分方法及其与真实地理背景作用空间的偏离程度的影响。目前针对该问题的研究主要包括探讨活动地点的动态性[10-11]、不同测度方式下地理背景的差异性[12]以及基于传统的居住视角解释行为的局限性[13-14]等方面。中国学者在对地理背景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居住地的建成环境对行为的影响，将日常活动空间作为地理背景范围判读行为模式的研究相对欠缺。针对地理背景不确定性问题，国内学者已开始逐渐关注，具体研究涉及地理背景的时间不确定性[15]、不同地理背景范围内的建成环境对出行行为的影响[16]，但仍缺乏地理背景不确定性对行为模式要素间复杂关系分析时的影响的讨论。 在此背景下，本文基于西宁市的实证研究，尝试验证地理背景不确定性对行为模式分析的影响，并重点讨论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地理背景的不确定性如何影响其对多个行为变量的作用效应以及变量间的相互关系的分析结果；第二，地理背景的不确定性是否还表现在日间差异上。研究比较了两种地理背景范围下(仅考虑居住地的地理背景范围、综合考虑居住地与活动地的地理背景范围)，建成环境、居民社会经济属性以及居民时空行为(包括时间利用、出行行为及活动空间)之间相互关系的差异性。 2 文献综述与理论假设 2.1 活动空间视角的地理背景解读的必要性 虽然已有研究采用多种方法，如人口普查分区、街区、交通小区以及通过缓冲区界定地理背景范围[17-18]，但大部分界定方法与相关研究主要基于居住区视角，分析与居住地相关的地理环境对行为的影响[19]。而居住区作为人们活动发生的场所之一，并不能够完全涵盖人们在相关环境影响中的暴露。事实上，人通过时间、空间上的移动来完成日常活动[20-23]，这种移动的结果使得人所受到的地理背景影响随着时间与空间而不断发生变化。例如，Wiehe等[11]对青少年危险行为的研究发现，被调查者活动的地点在一天中不断变化。健康相关研究中也认为，传统的基于居住地的地理环境与个人实际的活动地区地理环境存在差异[24]。因此，仅关注居住空间、不考虑这种动态变化特征，可能会导致地理背景变量无法合理、有效地界定，造成研究结果的谬误[9]。Kwan[13]在比较家庭人口普查范围和活动空间地理背景在大小和形状方面差异时发现，基于家庭人口普查范围的结果会趋向于高估邻里效应的不良影响。由此可见，引入活动空间视角的地理背景对行为模式与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是十分有必要的。 此外，Kwan[9]认为这种地理背景的不确定性不仅体现在空间维度(即存在于真实空间环境对个体的背景效应)，还体现在时间维度(即存在于个体经历这些背景影响的发生与持续的时间)。Wiehe等[11]的研究也发现除了一天中不同时间的变化，参与者活动地点也发生较明显的逐日变化。特别是工作日与休息日之间，除活动的时间分配的不同外[25]，活动地点与其经历的地理背景也存在明显的差异[26-28]。这些研究结果揭示了基于传统静态地理背景，可能忽视不同时刻及日间的差异，因此，研究中应加入对时间不确定性带来的地理背景动态性的考虑。 2.2 地理背景不确定性对行为模式分析影响的模型框架 地理背景的不确定性意味着即使其他因素都相同，分析结果也会因为背景单元的差异而不同[9，29-30]。本文假设：当采用相同样本时，即使社会经济属性变量以及活动时间、出行、活动空间等行为要素变量保持不变，而仅改变地理背景的界定方式(如从仅考虑居住地到综合考虑居住地与活动地)，社会经济属性对行为模式的影响以及行为要素间的相互关系或影响程度也会产生显著的差异。结合已有研究，对居民行为模式的讨论主要包括时间利用、出行行为和活动空间等方面。 时间利用方面，时间地理学框架下的活动时间利用强调时空制约下个体所表现出的日常行为的时间安排[31]。不同活动的划分标准为活动时间利用赋予了不同的含义。Reichman[32]在Chapin[33]的活动分类基础上，将活动分为维持生计活动(Subsistence)、维护生活活动(Maintenance)和娱乐休闲活动(Leisure)3大类。这种划分被广泛应用和扩展修正到之后的活动分类研究中[34-35]。本文采用Andreev等[36]修正后的3大类活动进行活动时间利用研究，分别为强制性活动(Mandatory activities)、维护性活动(Maintenance activities)和可支配活动(Discretionary activities)。根据活动基于出行的理论观点[37]，出行是活动的派生需求，即出行的产生是为了满足个体在不同地点的活动的需求，因此，个体参与不同活动系列决定了出行的产生与时空分布。而活动空间是对时空间行为的一种概况性的度量方式，是对个体活动机会认知范围的近似测度[38]。个人活动空间和时间及其派生的出行关系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Chapin[33]提出的整合活动类型、时间及空间的个人选择模型。在此后的研究中，活动空间和时间、出行的联系一直是学者关注的重要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