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较于“民国范儿”在当下的门庭若市，先前长期在中国近代史体系中占据主力位置的“晚清七十年”，如今多少显得有些落寞。但凡翻阅一下那些素负盛名的学术期刊，便可发现，近十余年来，晚清史领域的研究成果不仅始终在一个较低的比例上徘徊，有较大影响的成果更是寥若晨星。特别是当年那些以重大事件、精英人物为中心的重大论题，当下愈形寂寥。众所周知，传统上对这些重大论题的研究主要是以政治史为取向，所以这种寂寥自然也标志着晚清政治史研究的衰颓。 晚清史乃至中国近代史领域，虽然在研究内容和取向上呈日趋多元化发展态势，但是以政治史为中心的重大论题，仍然是构成现行历史认知体系的主干。事实也一再证明，围绕此类研究发生的许多争论，仍然具有非常大的学术影响、社会影响乃至政治影响。同时也毋庸置疑的是，对传统重大论题的继续研究是一项十分艰巨的工作，推陈出新的难度极大。第一，这些重大论题都有着十分厚重的学术积累，不夸张地说，哪怕是就某一论题做个比较完善的成果索引，都需要花费后来者极大的时间和精力成本。第二，关于这些论题的资料也大都非常繁复，处理起来十分棘手，更何况，进入新世纪以后，这方面的繁难程度又大大加深了。 新世纪以来，处理资料的工作难度之所以大大加深，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恰恰在晚清史研究整体走低的这个时期，晚清史资料建设却出现了大发展大繁荣。这个大发展的起点，乃是国家于新世纪之初启动了清史纂修工程。这项堪称新中国成立后最大的文化工程，将文献整理作为重大任务之一，支持了多项清代历史资料的清查、整理和出版工作。无论是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国家图书馆等国家级文献机构，还是各地图书馆、档案馆等机构，都借助清史工程的东风，纷纷推出珍藏的清史资料。据初步估算，在这些资料中，如果略微宽泛一点，把1800年以后都划入晚清范围，则该部分资料至少占六成以上；而以重大事件、精英人物为中心的资料，又占据了非常可观的比重。因此，就资料建设而言，过去十多年堪称晚清史研究的一个“黄金时代”。 本来，对重大论题开展继续研究是有着良好潜力的。原因很简单，厚重的学术积累可以保证再出发的高度和深度，资料建设的良好走势又是细化、深化研究内容的得力保障。可现实情况却是，这些研究一方面对学界特别是年青学人越来越少有吸引力，另一方面，近年来又少见富有新意的成果面世。造成这般反差的原因非常复杂，但其中的关键之一，应该是寻找可持续研究方向上面临的困难。一般地，对晚清史领域的许多重大论题来说，那种试图“填补空白”式的做法已经没有多大市场(即使有，很有可能也是一块无足轻重的空地)。而那些力求在已开垦领域继续耕耘的尝试，又往往会眩晕于数量庞大的既有研究和相关资料。近年来面世的晚清史成果，特别是很多博士、硕士学位论文，很大程度上便因生硬运用“竭泽而渔”的做法而造成了明显的消化不良。其主要表现是：在学术回顾时，对大量先行研究的介绍往往流于综述式罗列；在运用资料时，要么企图抓住稀见资料作为救命稻草，要么是甘做堆砌资料的搬运工。在这种基础上的研究要想有所新意，实属缘木求鱼。 那么，要对重大论题的研究进行拓展，究竟还有没有出路呢？在笔者看来，“深翻”大概是一条值得尝试的路径。所谓“深翻”，简单说来就是要做到两个“深入”：第一，需要在充分认识以往研究整体走势的前提下，深入检视那些主导性研究的问题意识及其可能存在的认识误区，以便找出进一步前进的可靠方向；第二，需要深入勘查以往研究赖以立论的资料基础，找出其资料上的局限与运用上的缺陷，继而再重审旧资料、挖掘相关新资料，通过对新旧资料的融会贯通，最终形成对相关史事的准确解读。 可以预见，这种“深翻”方式能够大大提高工作效率。一方面，在通常的学术史回顾中，要想全面介绍数量庞大、观点纷纭的既有研究，判定其优劣得失，是件极耗精力的工作，而通过“深翻”来抓住那些主导性研究的问题意识，可以较快地发现以往研究具有共通性的认识局限与误区，从而避开某些死循环或伪问题的陷阱。另一方面，由于这种“深翻”方式立足于对以往研究的资料基础的深入反思，在资料处理上能够较以往有着更明确的原则与方向，这就使得在面对即便是海量的资料时，也不至于陷入要么茫然失措、要么被资料牵着鼻子走而不能自拔的窘境。 常言道，知易行难。或许有人会提出，关于“深翻”的说法，会不会只是看上去很美呢？对此，笔者尝试结合自己近年来从事盛宣怀研究的体会，进行一些较为具体的阐述。 盛宣怀在晚清史上的重要地位已无需赘言，盛宣怀研究自然早就成为一个较为重大的论题。有关盛宣怀研究的基本状况，大致可以按时间段分为两部分。就20世纪的研究状况而言，易惠莉等人主编的《二十世纪盛宣怀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一书，是一个较好的了解指南。从中可以看出，以20世纪50年代美国学者费维恺(Albert Feuerwerker)的研究为发端，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国内外相关学术成果延绵不绝，总共出版4部著作，发表论文100篇左右。该书收录了代表性论文21篇，大体覆盖了20世纪盛宣怀研究的各个具体领域，也较为充分地反映了当时研究的水平。不过，这里应该指出，如果要全面把握20世纪学界对盛宣怀的认识，还不能局限于这些成果。要知道，大量涉及洋务运动乃至中国近代经济史的研究，都会经常提到盛宣怀，而这些研究的总量又十分庞大。因此，要想全面罗列盛宣怀研究的情况，肯定十分繁难。 进入21世纪以后，海外学界的盛宣怀研究基本陷于停滞状态，相关成果主要出现在大陆学界。根据中国知网数据统计，从2001年至今，发表相关期刊论文共达380余篇，另有3篇博士学位论文、27篇硕士学位论文。不过，其中属于CSSCI期刊的论文仅有30余篇，史学类期刊上仅有13篇。在著作方面，此时期出现的绝大多数作品都属于通俗读物，具有学术价值的成果仅有夏东元编著的《盛宣怀年谱长编》一书(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又因洋务运动和中国近代经济史的研究在21世纪也陷于衰落状态，所以，如果要做21世纪盛宣怀研究综述，大概比做20世纪的综述要简单一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