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史研究百年回眸与反思

作 者:

作者简介:
崔志海,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北京 100006

原文出处:
史学月刊

内容提要:

04


期刊代号:K3
分类名称:中国近代史
复印期号:2017 年 10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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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国内学术界,晚清史的研究对象为1840年鸦片战争前后到1912年2月12日清帝退位这段70多年的中国历史,这已是大家的一个共识。晚清史的独特性在于,它既是断代史清史研究的一个自然组成部分,也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从学科史角度,对清朝灭亡以来的国内晚清史研究做一比较扼要宏观的回顾,对于我们今天更好地认识晚清史学科的独特性,建立一个与断代史清史和中国近代史这两个学科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独立的晚清史学科体系,或许不无启发。

      一 新中国成立之前的晚清史研究

      国内通论性的晚清史学术研究始于1912年清亡之后,并分别被纳入两个不同的学科之下:一是作为断代史清史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二是作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

      在断代史清史研究学科体系之下,这一时期的晚清史研究,大致又可分三个流派。一派为清朝遗老派,以《清史稿》为代表。他们站在逊清的立场上,于1914年开始编纂,借修史报答先朝皇恩,在内容选择和措词上多方为清朝歌功颂德,如在撰修过程中,对于清朝统治者的残暴行径以及有损清室帝王尊严、后妃名誉的事件,或避而不谈,或轻描淡写;而在忠义、列女等传的安排上,则不惜篇幅,褒扬铺张;在撰修帝纪中,对清朝皇帝也多溢美之辞,“至勤”“至明”“至仁”等词随处可见,并不惜违背传统断代史修史体例,为许多生于清而死于民国的忠于清朝的遗民立传。《清史稿》对清代的反清革命活动则尽量少写,甚至不写,如对兴中会、同盟会的建立,民报的出版以及孙中山领导的多次武装起义,全都没有记载;孙中山作为推翻清朝统治的领袖,《清史稿》仅在光绪三十年五月慈禧太后下旨赦免戊戌党人时一见其名,将他与康、梁一道列入大逆不赦之人。同样,对于存在14年之久的太平天国政权,《清史稿》也不按传统修史惯例,设《载记》以记其事,仅以设《洪秀全传》,草率应付。并且,凡是记载反清活动,《清史稿》都以“倡乱”“谋乱”“谋逆”等词称之,等等。《清史稿》这种“内清而外民国”的修纂立场,直接反映逊清遗民对民国正统地位的拒斥心理,结果于1929年12月遭南京国民政府封禁。

      另一派为民族革命派,以许国英、汪荣宝合撰和合编的《清史讲义》(1913年初版)与《清鉴易知录》(1917年)、刘法曾的《清史纂要》(1914年)、黄鸿寿编《清史纪事本末》(1915年初版)、陈怀的《清史要略》(1931年)、萧一山的《清代通史》(上中下册,1923、1928、1934年版)等为代表。这一派的学者与清朝遗老派相对立,他们秉承民族革命史观,奉民国为正统,将清朝统治看作异族统治多加抨击和批判,认为有清一代的历史,是满洲入据中原统治中国的历史,同时也是以汉族为主的中国民族革命的历史,清朝的灭亡是由民族压迫和专制统治所致,对清代的反清革命活动做正面论述和评价。

      第三派为学术派,以孟森的《清史讲义》(成书于20世纪30年代,1947年初版)为代表。这一派学者主张清史研究应秉持客观的学术态度,既痛斥清朝遗老编纂《清史稿》存在隐讳涂饰之病,表示“此非学人治历史者之本怀”(孟森:《清朝前纪·叙言》,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1页),也严厉批评民族革命史观“承革命时期之态度,对清或作仇敌之词”,“乃军旅之事,非学问之事”,是“浅学之士”之所为,不符合修史任务,表示“史学上之清史,自当占中国累朝史中较盛之一朝,不应故为贬抑,自失学者态度”,“若已认为应代修史,即认为现代所继承之前代。尊重现代,必并不厌薄于所继承之前代,而后觉承统之有自。清一代武功文治,幅员人材,皆有可观。明初代元,以胡俗为厌。天下既定,即表彰元世祖之治,惜其子孙不能遵守。后代于前代,评量政治之得失以为法戒,乃所以为史学”(孟森:《清史讲义》,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页),主张清史研究以传信存真、“列清史为学科之意”为宗旨。此一学派的学术研究,后来多被国内清史学界所继承。

      在近代史学界,晚清史研究要稍晚于清史研究,虽然始于20世纪20年代,但主要盛行于三四十年代,并形成两个影响深远的学派。一派为资产阶级学者,以陈恭禄的《中国近代史》(上下两册,1935年初版,后又多次再版)和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1938年初版)为代表,构建起晚清史研究的现代化叙事模式。他们认为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历史的主题是近代化,即中国如何借鉴西方现代思想、技术和制度,走出中世纪,建立近代民族国家,实现近代化的过程。并且,他们接受西方资产阶级学者的“挑战—回应”模式,认为中国近代化的最大障碍是中国的各种“民族惰性”和落后的传统。因此,他们在看待晚清中国与列强关系上,强调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冲击所产生的积极作用,将帝国主义列强与中国的关系看作是进步与落后的关系,看作是两种不同文化、不同制度、不同文明的冲突,因而对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持消极或否定评价。对于晚清中国内政,他们认为改良道路比较符合推进中国近代化和建立民族国家的目标,因此,对晚清洋务运动和洋务派、戊戌变法和维新派、清末新政和清廷改革派、立宪运动和立宪派,大体做正面论述。同时,站在资产阶级和民国的立场上,他们也肯定辛亥革命的积极意义。但他们认为农民起义不符合近代化和民族建国目标,因此,对晚清历史上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和义和团运动,多加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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