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20世纪早期的艺术摄影：接纳、本土化、拥抱西方

      我认为，人们对中国20世纪初第一个十年间出现的艺术摄影现象的理解仍处于比较初步的阶段，尤其是对跨国传播媒介颇感兴趣的西方摄影史学家。此外，研究19世纪末20纪初中国视觉文化的史学家也开始对摄影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认为摄影将会超越商业与实用价值，成为最具视觉表现潜能的媒介。

      在那个时代，人们逐渐发现了摄影媒介的潜能与特质，雨后春笋般的出现很多摄影社团组织，吸引越来越多的成员加入，摄影在中国的发展映射出当时多数知识分子与艺术家强烈的精神诉求及焦虑的生存状态。当时紧张且动荡的年代，他们试图想把中国转变成强大且现代化的国家形象，摄影恰好成为当时中国政治及文化寻求民族认同的一种方式。

      这篇文章的标题表明了我撰文的目的，直截了当地提出一些有关“中国早期艺术摄影”的观点，并探讨其所触及到的一些问题。中国的摄影家紧随世界摄影的发展创造了此类摄影类型，是否能被世界各国的摄影史学者认可，是否有别于他国(如欧、美、日)所出现的艺术摄影，具有独特的艺术特质？事实上，从事创作的摄影家们认为他们的作品具有艺术价值，并非商业性的作品。摄影源于西方，作为一种创作图像的技术与媒介，是中国接纳西方现代文明的表现，在接纳的过程中被中国人二次改造，形成了混合文化现象，即“本土化”。只有当外来资源与本土因素混合在一起呈现新特征时，民国时期所出现的艺术摄影才能充分被人们理解？

      肯定地说，早期摄影倡导者把此类摄影命名为艺术摄影(美术摄影或艺术摄影)之前，此类摄影就已经在城市中兴盛半个多世纪了。非专业的摄影业余爱好者们不断努力推动摄影朝艺术方向发展，直到20世纪20年代发展规模逐渐壮大，这种现象在欧美及日本也曾出现。当时推动与发掘摄影潜能的势头，恰好反映出当时改革派知识分子接纳摄影的复杂心情。当时改革派知识分子大多都有留学背景，生活在是复兴中国传统文化，还是全盘西化充满矛盾的时代，如何定位自己成为值得反思的问题，源于西方的摄影媒介赋予他们用另外一种方式重新进行定位。这些知识分子生活在中国历史最为动荡的年代，他们通过接触日本文化(如留学日本)，试图拥抱西方美学方法论。自17世纪中期清朝统治天下直至1911年灭亡，中国发生了最为广泛的文化觉醒与转变。

      晚清国力衰微，尤其是1894年至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之后，以梁启超(1873-1929)为代表的早期维新运动领导人，主张重新定义“国民性”。“国民性”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国民性弱点归结于封建政治专制、文化专制。梁启超认为：“无论他的想法多么理想化，社会改造需要艺术领域的革新。”民国时期(1912-1949)的社会政治革新与艺术革新紧密联系起来。近代教育家、政治家蔡元培先生(1868-1940年)是这个时代风气的引领者。蔡元培曾赴德国研究哲学与艺术史，留学回国后先后任教育部长、北大校长。蔡元培深受德国哲学家康德的影响，主张培养人们的审美情操，净化人们的审美理想，促进个体道德提高及加快社会集体意识的积极转变。

      

      方文槐(活跃于20世纪30年代)，《无题》(雨中的上海)，20世纪30年代早期，私人收藏

      维新运动虽屡遭挫折，却在政治与文学等方面均产生了深远影响，为1919年爆发的五四爱国运动铺平了道路。5月4日当天数千名青年学生在北京天安门前示威游行，抗议巴黎和会。中国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协约国之一，参加了在巴黎召开的“和平会议”，会议拒绝了中国代表提出的要求，竟然决定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此消息传到中国后，北京学生群情激愤，纷纷斥责日本的无礼行径，并要求中国政府坚持国家主权。正如本杰明·施瓦兹所言：五四运动是中国历史上一件伟大事件，在中国社会政治、思想文化发展过程中爆发。因此，它既不是开始也不是高潮，即便如今人们谈起五四运动时，这四个字即代表了那个时代(1919-1925)。

      基于以上的观点，五四运动似乎成为“打破旧习”的同义词，反对旧教条，提倡科学与民主，反对文言文，提倡在文学与公共语言中使用白话文。正如李欧梵指出：“新文学的主题应拓展到生活中的各行各业，以及个人生活与经历……这些都是写作的先决条件。”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现实主义文学运动的传播对艺术领域产生了深远影响。虽然胡适除了文学从未提及其他艺术门类，但因其身居要位无形中也吸引摄影师关注新文化运动，积极参与摄影实践。20世纪30年代早期由于莱卡、康泰克斯以及其他手持小型相机的出现，摄影变得更加便捷，出现了如方文槐(活跃于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与陈仁涛(活跃于20世纪30年代)等摄影师。

      我们试想象，“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改革者们，在文学上倡导的现实主义是否与痴迷于摄影的知识分子产生共鸣。事实上，在1921年教育部颁布官方认可的白话文改革政策之后，北京大学的业余艺术摄影爱好者对摄影的热情日益高涨。白话文作为语言交流与文学表现媒介，能否被接纳还需要知识分子的支持与推动。同样，摄影作为艺术表现的媒介，更需要时代风气的引领者及具有影响力的倡导者推进与发展。

      

      陈仁涛(活跃于20世纪30年代)，《雨》1933年，摘自《中华摄影杂志》(1933年7月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