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对艺术史学科还是建筑史学科而言，国内当下的西方现代建筑史及理论的研究与教学都十分薄弱，这主要反映在教材老化和专业写作质量不高上。在这方面，美国著名建筑史家马尔格雷夫的《现代建筑理论的历史：1673-1968》(Modem Architectural Theory：A Historical Survey，1673-1968)值得我们关注。笔者认为，此书作为一部理想的参考书，可以更新我们的专业知识，更重要的是，它可为我们的专业写作思路带来一些启发。这是一部大书，首版于2005年，连续重印之后于2009年出了平装本，以铜版纸大开本印刷，仅正文就有四百多页。面对这部“砖头书”，读者可能会望而却步，以为这又是一部资料详赡但不堪卒读的资料书。但其实它具有较强的可读性，其视野之广阔，史观之独到，史料之宏富，在同类书中实属罕见。 之所以得出这一印象，或许是因为此书体现了观念史的某些典型特色。我们可以将它与之前德国出版的一部同类大书作比较，即克鲁夫特的《建筑理论史：从维特鲁威到现在》(出版时间为德文版1985年，英译本1994年，中译本2005年)。这两本大书的写作模式不同：克鲁夫特的著作是建筑理论文献编纂的第一次尝试，采取了线性的通览式结构，从维特鲁威一直写到20世纪；马尔格雷夫的历史叙事集中于三百多年来的现代时期，在结构上是复调式的，历史叙述层次丰富而细腻。笔者认为，这是两种历史编撰方法，出于两位作者对“建筑理论”概念的不同理解：克鲁夫特将“建筑理论”定义为历史上幸存下来的建筑文献，正如他在“导言”中所言，他“沉浸在对于文献资料的耙梳上”①，所以该书专业性很强，但牺牲了可读性；马尔格雷夫则是在“最宽泛的意义上”看待建筑理论的，他在“前言”中简单地将“建筑理论”定义为“建筑观念或建筑写作的历史”②。于是在他笔下，建筑理论的历史就成了一部建筑观念演变的历史，因而其书对于建筑系学生和普通读者而言，具有较强的可读性，同时又不失其专业性③。 将建筑理论的历史理解为一部观念史，意味着要将建筑观念的发展在一定时空范围内呈现出来，并对其做出说明。书名中的“现代”一词为全书设置了一个宏观的历史框架。这个词在西方是指介于中世纪和当代之间的一段历史时期，其开端为15世纪意大利文艺复兴。但作者并没有从文艺复兴写起，而是以1673年作为起点。这个时间点选得很妙，它具有标志性，因为就在这一年，佩罗这位法国科学家、维特鲁威的译者，与最早的一批“现代人”一道，向盲从古典前辈的观念提出了挑战；也正是在这前后，“理论”与“现代”这两个概念在欧洲脱颖而出。马氏选择的终点是1968年，这一年，全球性的政治事件、动荡不安的社会，甚至作者所谓的“美国内战”，都向建筑理论的时代相关性提出新的挑战，建筑理论似乎又走到了十字路口。 观念史有着各种不同的来源与流派，名称也不尽相同，其共同点是对人类观念的起源、发展、演变及相互影响进行研究，都承认观念具有稳定性和延续性，其本身就构成一部生命史，具有溢出本领域、对其他思想产生影响的功能。20世纪初，德沃夏克在狄尔泰的“精神科学”影响下，以“作为精神史的美术史”这一概念将观念史引入了艺术史领域，此后这一方法便为艺术史家所广泛采用④。虽然马氏未明确交代他的观念史方法论来源，在篇章结构上也没有像洛夫乔伊那样拈出一些“单元观念”并逐个追溯历史，但不难看出，他将建筑理论本身视为各种建筑观念的表征，这些观念具有自身稳定的发展史。他在“前言”中指出：“将建筑理论看作是一种相对封闭的、数个世纪以来形成的各种观念的实体或文化或许更好一些，这些观念在永远变化着的情境中保持着显著的稳定性。从这个意义上当然可以说，建筑话语天衣无缝地延续到了60年代末70年代初，没有明显可见的思想断裂或崩溃的痕迹。”⑤ 历史上每一种建筑理论都有其观念基础。建筑的“比例”、“性格”、“风格”、“形式”、“功能”、“装饰”、“结构”等观念，在不同的时代延续下来，只不过其语义被置换而已。所以“延续性”成了作者常常使用的一个关键词。这三百多年的建筑理论发展史，尤其是20世纪，似乎充满了理论上的革命与断裂，而马尔格雷夫不这么认为。对他而言，每一代人的理论都是从当下实际情境与问题出发对往昔传统观念的一种回应。建筑观念的延续性贯穿本书始末：佩罗向陈旧的比例观念发起挑战，揭开了现代建筑理论的序幕，但这并非意味着与维特鲁威以及文艺复兴建筑观念的决裂，而是一种观念革新；1968年对于后来的70年代来说依然是开放的，并没有被刻意处理成一个理论时代的终结或另一时代的开端。 这种历史延续性观点，反映了作者乐观主义的进步观与对文化统一性的基本信念。这就使他在具体的理论叙事中能频频跨越时空，将新理论追溯到旧理论，令人信服地呈现出建筑观念的发展脉络，也使作者能够纠正一些看似是常识的误解，将中断的观念之链重新连缀起来。比如，19世纪建筑长期被人贴着“折中主义”与“历史主义”标签，也曾被现代主义建筑师批判得一无是处，但作者却在其中发现了20世纪建筑思想的曙光。比如，德国建筑师欣克尔早在19世纪30年代就对功能与装饰的关系问题做了严肃思考，曾试着去建造那种剔除一切装饰的纯功能性建筑，后来又对这种做法进行反思，检讨自己陷入了“纯激进抽象”的错误，并在设计上再一次给功能性建筑披上了历史与诗意的外衣。再如，20世纪20年代，激进的现代主义建筑师们誓与传统决裂，他们喜欢用“分水岭”的概念将20世纪建筑与此前一切时代划清界限。这一观念影响了20世纪以至今天几乎所有建筑师与建筑史家。而作为历史学家，作者冷静地对这个概念提出了质疑，从而维护了历史的延续性：“但是，就其观念基础而言，历史或理论——除非发生了一场大火灾会以这种急转直下的方式运行吗？换种方式提问，不含历史意蕴的‘风格’观念(最早是欣克尔等人在接近19世纪初叶时探讨的问题)，是如何在19世纪末历史主义死灰中复燃的呢？如果我们考虑一下前三个世纪建筑思想的延续性(将我们自己限定于一条十分清晰的批评发展线索之内)，答案是显而易见的，即建筑从未以此种方式发生变化。新的形式总是由观念(以及其他因素)支撑的，而20世纪初的现代性，若将它置入更大的历史上下文中来看，其实就是关于何为‘现代’这一系列观念不断展开的另一阶段而已。符号学理论再一次支持了这种观点。符号学家并非将20世纪现代主义读解为形式解码或象征符号抽象化的最后阶段，他们提出，将现代主义看作是一种语义代码置换了另一种语义代码则更加准确。因此，任何这类置换都有一个理论基础。”⑥这令人想起了李格尔为维护艺术史的延续性与进步观而反对所谓的“灾变”理论⑦，以及柏格森、福西永关于时间与历史的“绵延”概念⑧。从观念延续与发展的角度来看建筑理论的发展，可以破除贴标签的简单做法，为我们理解建筑的矛盾性与复杂性提供可能性。例如，从建筑师个人的观念来说，沙利文在他设计生涯的早期阶段就拥护理性主义设计，提出了“形式永远追随功能”的著名格言。他是学装饰出身的纹样大师，在其设计生涯中一直没有放弃装饰，但其装饰不再是19世纪晚期巴黎意义上的装饰，“装饰”这一观念的语义已经被置换了。他的格言中的“形式”与“功能”的关系，也非我们通常理解得那样简单。马氏告诉我们：“他的意思包括了更广泛的范围，因为他是通过格里诺的生物学比喻引入这一术语的。这位雕塑家的确有许多实例演示了大自然形式与功能之间的关系，如老鹰、马和天鹅。”⑨所以，这种观念其实就是19世纪建筑师理解形式与结构关系的一种延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