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089.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284(2017)07-0018-07 青年卢卡奇在1923年出版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中率先对马克思主义作出了一种新的理论解读，通过揭示韦伯所谓合理化资本主义的物化实质而否定了资本主义的合理性，继而展开了对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文化批判，这种对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文化批判构成了20世纪以后的各种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的主题。 应当说，青年卢卡奇对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文化批判与韦伯的资本主义合理化思想有着内在的理论渊源和逻辑关系。青年卢卡奇说过，自己在1908年第一次接触马克思思想时，主要是借助于韦伯和西美尔的方法论的中介去理解马克思思想的。青年卢卡奇客观地审视了韦伯所谓的合理化的资本主义社会现实，吸收了韦伯合理化的资本主义工业技术社会合理性的观点，他认识到，资本主义的工业是一个以自动化为主导的生产过程，而且是以一种合理的科学规律的面目出现的。不过，青年卢卡奇虽然在理论上接受了韦伯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合理化过程的部分观点，却批判了韦伯对资本主义的一种理论上的非批判立场。卢卡奇本人坚守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揭示出资本主义的合理化实际上是物化而非真正的合理化。正是在这个基础上，青年卢卡奇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超越了以往那些停留于经济和政治层面的批判，从而进入到文化这个更深的层面，深刻地揭示和剖析了发达资本主义工业社会条件下的合理化统治所掩盖着的人的物化和主体性的缺失等问题。可以说，青年卢卡奇这一文化批判既从韦伯那里获得理论依据，又是对韦伯合理化资本主义的批判发展，而这一批判发展之理论工作，主要是在《历史与阶级意识》这部书中展开和完成的。 一、青年卢卡奇批判韦伯的资本主义合理化思想之理论背景 马克思恩格斯去世后，以韦伯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提出了诸多质疑。并对之进行了曲解。而且，以韦伯为主要代表的一些资产阶级学者通过对资本主义合理化的理论论证，力图表明：资本主义已经走出了马克思的批判，资本主义已经成为一种永恒的自然存在物了。而围绕着韦伯合理化资本主义问题的对立，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西方左右阵营理论斗争的焦点。因此，面对资本主义社会合理化、自动化的这些历史发展新情况以及资产阶级理论家的喧嚣，以青年卢卡奇为代表的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一方面反思马克思主义理论实践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失败的原因，另一方面揭示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新现实，探索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革命途径。他们指出，现代社会的阶级冲突的政治形式已经悄然发生了变化，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同化”和“联合”已经极大地弱化了阶级冲突，工人阶级已经不再是马克思时代所揭示的作为资产阶级活生生的对立面而存在的工人阶级，资本主义社会客观上呈现的是韦伯所说的合理化的社会现实。面对这样一种社会发展的新动向和社会现实，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家试图找到一条新的理论路径来从理论上批判资本主义并颠覆所谓的资本主义合理化思想。这当中比较典型的就是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和青年卢卡奇的物化理论。葛兰西分析，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形成了所谓合理化的社会结构，正是这种所谓合理化的社会结构造成了资本主义的文化领导权。但至于合理化如何具体地产生出霸权，葛兰西并未作出详细的和深具批判力的分析，而青年卢卡奇则对此做出了突出的理论贡献。 青年卢卡奇作为以批判社会为自身使命的知识分子，看到资本主义社会发展所出现的韦伯所谓的合理化现状，他认识到，韦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合理化论证所产生的广泛的社会影响已经成为这个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必须面对和超越的理论屏障，已经成为亟待破解的理论“症结”。对此，青年卢卡奇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的合理化过程，虽然表面上是以一种合理的科学规律面目出现的，但实质上是一个非人的、物化的过程，而支配这个资本主义社会的物化现象的根源就是韦伯的合理化的原则。青年卢卡奇提出，韦伯的“根据计算、即可计算性来加以调节的合理化的原则”[1]149实际上是蒙在资本主义社会上的“物化着的和已物化了的外衣”[1]250。因此，青年卢卡奇通过对韦伯的合理化的资本主义的批判，在一定程度上解构和超越了韦伯对资本主义社会合理化的理论确证及其逻辑，凸显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时代性，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再次飞跃。 二、韦伯关于资本主义合理化思想的理论确证 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青年卢卡奇在撰写《历史与阶级意识》这部著作时，所面对的理论“症结”主要是韦伯关于资本主义合理化理论的框架及其理论确证。作为20世纪德国著名的资产阶级学者，韦伯被后人看作是“资产阶级的马克思”。韦伯对现代资本主义的研究是在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反转的基本立场上进行的，其研究具有广泛的理论影响。受马克思的影响，韦伯力图在政治经济学和社会科学领域提出一整套取代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从而为整个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重新找到一个基本的分析、解释和批判的框架。这个理论框架，也就是韦伯试图找到的一种关于当下资本主义社会文化生活中存在的各种关系的普遍模式，这种普遍模式就是韦伯所谓的合理化理论。韦伯的资本主义合理化思想的理论框架是从以下几个方面确证下来的： (一)韦伯反转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思想，将资本主义的起源归于文化因素 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将经济生产实践活动作为对人类历史发展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并以此阐释了资本主义的历史起源和发展。韦伯则将资本主义的起源归于一种特殊的精神气质和价值观念，即归于文化因素。在韦伯看来，资本主义起源于文化因素，而不能归于经济生产因素。韦伯于此作出了与马克思完全相反的理解。韦伯依此建立了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相悖的韦伯社会理论之基础，并在之后多年一直坚持这一立场。韦伯先后在1895年和1904年发表的两篇文章，即《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和《社会科学和社会政策中的客观性》中，阐述了自己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在这两篇著名的文章中，韦伯否定了马克思关于经济基础支配社会结构的观点，认为这个观点是一种“虚妄之见”[2]，并将其归因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广泛影响。韦伯明确提出“所谓‘唯物主义历史观’，作为一种世界观或作为对历史实在性所作的一种因果解释，是应当加以断然拒斥的”[3]165，这体现了韦伯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一种批判态度。在此基础上，韦伯认为，经济因素也不是决定历史文化的唯一的决定性因素，唯物主义的问题恰恰在于颠倒了二者的关系。所以韦伯认为，把经济因素作为历史文化唯一决定性因素的观点是一种“盛行于不求甚解的人和门外汉的意识中”[3]165的教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