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A811;B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402(2017)07-0080-15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了与思辨的历史哲学相对立的“实证的”“历史科学”概念，其中的要点是从“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着的”“现实中的个人”①出发，去描述其历史发展；而在转向了政治经济学研究之后，则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提出了一种关于唯物史观的决定论表述，并视之为自己全部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方法论原则。这是两种颇为不同且难以统一为一的把握社会历史的方法论模式，因而人们往往便只取其中一种，而弃另一种。但对于完整地把握社会生活而言，这两种模式似乎又是不可或缺的，因而当人们取其一而弃另一种之时，便不免引发另一阐释进路的抗争，为此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史上发生了诸多往复的转向和争辩。如青年卢卡奇等与第二国际经济决定论之间的论辩，英国马克思主义中关于历史决定论的论辩，中国马克思主义学界关于实践唯物主义的讨论，近年来的一个显著例子则是《资本论》的哲学化阐释对以往经济学阐释的反拨。理论史上的此等情景便给人们提出了一项任务，那就是深入考查马克思“历史科学”的两种模式之间的关系，澄清其间的差别与关联，以便两者能够相互协同地运用于对社会生活的把握，而不是不断地处于往复转换之中。鉴于《资本论》在马克思理论中的核心地位，这里便以之为例引出两种阐释模式的关系问题来展开我们的讨论。 一、《资本论》到底是一部什么样的著作?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史上，近几十年来发生了两个重要的研究方向的转变，一个是《资本论》研究的主力从经济学界转向哲学界，另一个是历史研究领域中，一些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对之前流行的决定论进行了批判，并由此转向了一种可称之为强调在具体历史境况中人的能动活动的解释学研究方式。这两个转向之间有着内在的关联，都涉及如何理解马克思的“历史科学”，特别是如何理解《资本论》的方法问题。 《资本论》作为马克思最重要的著作，无论在国外还是国内，长期以来主要被作为政治经济学著作来研究的。但国内学界自上世纪末西方现代经济学被引进以来，《资本论》便逐渐被取代而淡出了国内主流经济学研究领域。然而，进入新世纪以来，却展现出了新的一幕，那就是被经济学界所冷落的《资本论》，却在哲学研究领域中活跃了起来。以篇名“资本论”+“哲学”，在“中国知网”搜索学术期刊所发表论文，从2000年至今，有99篇，而以“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搜索，同一时期却仅有46篇，且其中还有十余篇实为哲学论文。以题名“资本论”搜索“博硕士论文”库，同一时期共有63篇博硕士论文，其中明显属于其他领域的仅21篇，而属于哲学领域的则有42篇，哲学与政治经济学所占的比例与学术期刊中的比例大致相当。哲学与经济学对于《资本论》研究轻重之鲜明对比，向人们提出一个重要问题，那就是《资本论》到底是一部什么样的著作，它首先是一部哲学著作呢，还是一部经济学著作?是哲学还是经济学，这在方法上是非常不同的，因而我们必须予以追问。当然，任何科学，包括经济学在内，都不可能没有其哲学基础，因而，比较合理的追问便是，《资本论》在何种意义上是一部政治经济学著作，又在何种意义上是一部哲学著作? 将《资本论》首先理解为一部哲学著作，可能有不同的意谓。如果只是像列宁所说的那样，认为《资本论》提供了一种运用改造过了的黑格尔《逻辑学》那样的方法论范本，那还是在认可《资本论》首先是一部政治经济学著作的前提下，对蕴含于其中的方法论的揭示。要在严格意义上将之视作首先是一部哲学著作，就必须从本体论或存在论阐释上着眼。而这正是近些年来《资本论》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倾向。以上对《资本论》作哲学研究的论文中，直接以“本体论”或“存在论”为题名的，便有13篇之多，而内容中涉及对之作本体论或存在论阐释的就更多了。当然，论者们对《资本论》作本体论或存在论阐释，并非是将之解读为亚里士多德的“存在之为存在”那种意义上的本体论或存在论，而大多是做一种“社会本体论”的解读。 将《资本论》及其手稿解读为一种“社会本体论”，在国内学界还是近年来的事情，而在国外马克思思想研究者那里，这样一种解读在更早时候就已经进行了。最早对《资本论》及其手稿作社会本体论阐释的当属卢卡奇。在其《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卢卡奇就已经通过对《资本论》中马克思关于“拜物教”的分析，建构起了一种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存在论。在这部著作中，分门别类的科学被视为物化现象之表达的物化意识之体现，作为对于物化意识之超越的《资本论》自然也就不能归属于这样的科学之列了。后来在《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中，卢卡奇尽管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历史与阶级意识》的黑格尔主义立场，但在将《资本论》解读为哲学本体论上，却是一贯的。在这部未完成的著作中，卢卡奇反对“把作为哲学家的青年马克思和以后作为纯粹经济学家的马克思对立起来的做法”，认为“任何一个马克思著作的公正读者都必然会觉察到，如果对马克思所有具体的论述都给予正确的理解，而不带通常那种偏见的话，他的这些论述在最终的意义上都是直接关于存在的论述，即它们都纯粹是本体论的”。因此，后期马克思“并没有变得‘哲学味少了’，相反，他在所有的领域里都大大深化了他的哲学观点”。②据此，卢卡奇反对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视为具体科学的企图。他写道：“成熟马克思的经济学著作虽然始终如一地集中在经济学的科学性上，但它们与资产阶级把经济学当作一门纯粹的具体科学的观念毫不相干。这种观念从作为整体的社会存在的总的相互关系中把所谓纯粹经济现象孤立出来，在这样一种人为的孤立中分析了这些现象……反之，马克思的经济学总是从社会存在的总体出发，并且总是再次返回到这种总体性之中。”③因此，“直接来说它们是科学的著作，无论如何不是哲学的著作。但是它们的科学特征却渗透了哲学并且从未超过哲学。”④卢卡奇对《资本论》所作的这样一种本体论的阐释，与其对青年马克思与晚年马克思思想的同一性认识相关。他认为马克思从未放弃过其青年时代“关于无所不包的统一的历史科学的观点”⑤。基于此点，不难得出如下结论：“《资本论》是以试验的方式充分设立纯粹合规律的和抽象地同质的规律联系及其影响，直到通过逐渐地插入更广泛、更接近现实的成分而扬弃它们，最终达到社会存在的具体的总体性。在马克思早期著作中，他已经为他在《资本论》中着手完成的这种接近过程和具体化过程提出了一个提纲。”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