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爨”字体与书风的相关问题刍议

      

       东晋升平二年(358) 王闽之墓志砖

       由于同出滇地，时代相近，我们一般习惯将《爨宝子碑》和《爨龙颜碑》并称为“二爨”，并成为书法史上的一个专有名词，如同“二王”“三宋”“二沈”，它们之间有必然的联系，又有个性的差异。

       《爨宝子碑》立于东晋义熙元年(四○五)，清乾隆四十三年(一七七八)出土于云南曲靖城南扬旗田村，是当地人民为纪念当时的建宁(今云南曲靖)太守爨宝子而立的碑。碑上的年号有误，清咸丰二年(一八五二)曲靖知府邓尔恒在此碑左下方用隶书跋刻六行：“……考晋安帝元兴元年壬寅改元大亨，次年仍称元兴二年，乙巳改义熙。碑称‘大亨四年’，殆不知大亨年号未行，故仍遵用之耳。”由于当时社会动荡混乱，篡位者地位还未稳固就急于散布舆论，云南奉诏改元，殊不知该年号并未实行，当地竟然至少用了四年，足见其偏远闭塞。《爨龙颜碑》立于南朝刘宋孝武帝大明二年(四五八)，此碑较《爨宝子》大，又称“大爨”。爨龙颜历任建宁、晋宁二郡太守及宁州刺史，碑文追溯了爨氏家族历史及墓主人祖孙三代的仕历。元明时期此碑就已为人所知，后声名不显，至道光六年(一八二六)由于阮元的意外发现，《爨龙颜碑》又得以重见天日。爨氏为东汉末至唐初南中四大姓氏之一，但史料记载有限，“二爨”对于研究爨氏历史具有重要价值。历来关于“二爨”的研究角度和领域众多，我们这里主要从汉字形体演变和书写的角度，重点关注“二爨”字体和书风差异的相关问题，首先从《爨宝子碑》来展开讨论。

       《爨宝子碑》的面貌确实太特别了，但客观地讲，它的书刻水准并不高，归纳来说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它的字形呈现出一种不规整的形态，“随形布势”的现象比较明显，字的大小长短不一：笔画较多的字往往比较大，如“寶”“嚮”“數”“遵”“馨”；上下结构笔画较多的字体势往往比较纵长，如“鸞”“縶”“素”；左中右结构的字则比较宽扁，如“慟”“湖”；还有很多也并不遵循这种规律，字形忽大忽小。二是重复出现的字在结体的处理上有较大的差别，书写的稳定性不够，如“駕”“寧”“守”“慟”等。

       这些现象都说明了书刻者对于技巧的熟练程度尚不能达到最基本的标准。具体到形体上的表现就是异写现象明显：笔画和部件简省的情况很多，还有错写、增加笔画的情况。

      

       十六国·夏真兴二年(420) 田焽墓砖铭

       简省的方式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有些笔画的行笔不到位，如“守”“撫”“始”“感”“保”，笔画搭接之处并没有相接或相交。二是笔画的省略，这类情况较常见，多个同向的笔画间往往会省略掉一个，如“穆”“楊”“邈”“德”(省掉一撇)，“集”“書”“鳳”“躬”“鴻”(省掉一横)，还有直接省掉字中的一些细小笔画，如“長”(省掉短撇)、“寶”(省掉中间一部分笔画)；三是省掉某个部件，只保留字的关键部位，如“爨”(省掉大)；四是原部件省变为另外的样子，如“寧”(心)、“發”(弓)、“震”(雨)；五是局部草化，它有别于第四条不合规范的“省变”，这里所指的是受行草书影响而出现的笔画连写或部件草化的现象，属于合乎规律的写法，如“挺”“庭”“無”“馬”“來”“金”“雲”“陰”等；六是漏掉笔画，如“将”(最后一点)等，应多为漏刻。

       错写的字则是关键部件的写法发生改变，如“諱”“發”“歸”“祀”等。增加笔画的字有“寧”(增加一点)，“别”“永”“鄉”(增加一横)等。

       以上都是一些较为典型的情况，此外还有一些异体字应该是受当时的通俗写法或者书写者本身的习惯造成的。如“辭”“誕”等。

       《爨宝子碑》这种特殊面貌的成因，一方面和刻碑的用途有关，而当时的手写体不见得就是这样。研究字体演变的学者普遍认为：楷书在魏晋时期就已经形成了一定的面貌，代表的就是钟王一路的楷书风格。裘锡圭先生在《文字学概要》中指出：“古人在不同的用途上往往使用不同的字体，而且文人学士，特别是开风气之先的书法家所写的字，跟一般人所写的字也往往有很大距离。钟王楷书跟新隶体同时并存，是一点也不奇怪的。”①

       《爨宝子碑》即“新隶体”，也就是“后八分书时代”(这里姑且用这样一个时髦的说法)的一种过渡字体，已经与典型八分书的面貌有别，呈现出向楷书过渡的形态，但还保留了一些八分书的元素。裘锡圭先生接着提出：“可见那种认为魏晋时代不可能有楷书，传世钟王字帖都靠不住的说法，是完全站不住脚的。”②

       他这一观点的佐证是，已发现的不晚于东晋初期的楼兰残纸上的字迹有和钟王风格很相似的楷书。

       启功先生在《古代字体论稿》余论中也提到了一个现象：“每一个时代，当然不仅止一个朝代，都不止一种字体。凡用途、工具、方法、地区、写者、刻者不同，则构造或风格即各有所不同。尤其是手写的和刊刻、范铸的，在艺术效果上的差别更为显著。”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