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祥“出入夷(敌)营”考辨

作 者:
韦明 

作者简介:
韦明,兰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甘肃兰州 730000

原文出处:
社会科学动态

内容提要:

在有关文祥的史料及诸多论著中,大都提及他“出入夷(敌)营”,与英法代表勇敢辩论,在1860年北京议和中发挥重大作用。但细检史料及档案,这一说法却没有明确的材料证明,大量材料反而证明,“备历艰险,出入夷营”的主要是恒祺等人。文祥主要是襄助奕处理英法入侵北京带来的混乱局面,并商讨论抚议如何进行。主持抚议的钦差大臣奕也未出入过夷营,甚至在议和定局之前,未与夷人见过面。因此,文祥“出入夷营,于夷人非分之求,侃侃直言,”折服夷人的说法,是移花接木、拼接他人事迹的结果。


期刊代号:K3
分类名称:中国近代史
复印期号:2017 年 09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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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K2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17)07-0083-10

       在文祥的材料当中,有几句概括性的语言,提及他屡次“出入夷(敌)营”,与英法代表勇敢辩论,以自己三寸之舌,折服夷人。《文文忠公事略》载:“通商条约定,上以文祥出入夷营,备历艰险,于夷人非分之求,侃侃直言,折之以理,使心服。下部优叙。”①《清史稿·文祥传》亦称:“从恭亲王奕议和,出入敌营,于非分之求,侃侃直言,折之以理。”②文字比前者稍少,只是由“夷营”变成了“敌营”。《清史列传·文祥传》中的相关内容与《文文忠公事略》基本一致,但其说也由“夷营”变成了“敌营”。因此,可以说,文祥“出入敌营”说出自《清史列传·文祥传》及《清史稿·文祥传》。

       另外,清人朱轼所编《历代名臣传》中的《文祥传》③是对《清史稿·文祥传》的抄录。近人蔡冠洛所编《清代七百名人传》中的《文祥传》④,则是对文祥《国史馆本传》的抄录。

       在有关文祥乃至晚清史的研究著作中,“出入敌营”这条材料引用比较广泛。台湾“清史编纂委员会”编《清史》,其中列传第173为《文祥传》,实为《清史稿·文祥传》的抄录:“从恭亲王奕议和。出入敌营。于非分之求,侃侃直言。折之以理。”⑤因此这条材料在这部《清史》中没有变化。大陆这边,清史编委会编,苑书义、潘振平主编的《清代人物传稿·下编·第四卷》,《文祥传》由王纪元、史桂生撰稿,其中引用了《清史列传·文祥传》中的说法:“文祥出入敌营,对英法侵略者的‘非分之求,侃侃直言,折之以理’。”⑥

       张明林、华山主编的《大清王朝》第7卷《咸丰王朝》一书中,对文祥的介绍也是采用“出入敌营”说。⑦邵雍著《中国近代对外关系研究》一书,收录其一篇文章,题目为《文祥的对外应对》,其中也引用了“出入敌营”说。⑧著名传记作家高阳的《大清名妓李蔼如》(第262页)(又名《状元娘子》)一书中,持文祥“出入敌营”说:“咸丰末年,英法联军内犯,文宗仓惶出狩,留下恭王在京办理抚局,其实就是文祥在一手主持。出入敌营,与洋人多方周旋,颇知夷情。”⑨著名澳大利亚华人作家雪珥的《帝国政改——改革需要顶层设计》一书也持“出入敌营”之说。⑩

       由于文祥是晚清重臣,诸多传记类专著均对他有专节描述,如谢俊美所编《中国近代政治家》、黎明编《中国历史名人传记故事(近代卷)》、杨剑宇编《中国历代宰相录》、王洁纯主编《沈阳少数民族》、中外名人研究中心组编《中华正气》等等,基本上是对《清史稿·文祥传》的转写,自然均持“出入敌营”说。

       吴民贵先生曾在1986年撰文《略论文祥》,此文应为历史学界研究文祥的第一篇论文,该文认为:“奕因奉有‘未便与夷人相见’的朱谕,几乎一直坐镇大营。因此,‘出入敌营’、与列强频繁接触,直接交涉的使命,就理所当然地落在文祥肩上。”(11)

       这条材料使用如此广泛,以致文祥“出入敌营”之说成为定论。然而仔细检索文祥的相关史料,文祥“出入敌营”竟与事实不符,或言文祥在咸丰十年协助奕办理抚局时,根本没有出入过夷营,甚至在《北京条约》签订之前,文祥未与任何夷人见过面。而相关史料表明,“出入夷营”的另有他人。本文试图对此进行细致考辨,以期有所澄清。

       一、“出入夷营”说之来源

       根据王钟翰的考证,《清史列传》出版于1928年,其来源之一便是原国史馆纂修的《大臣列传稿本》(12),而其中关于文祥的传记正是出自这批传稿,王钟翰以此稿校补了《清史列传·文祥传》中的一处脱文。《文文忠公事略》卷1即题为《国史馆本传》,也就是说,文祥的这个传稿被抽印成单行本了。该书首页有“光绪壬午六月开雕”字样,即为光绪八年(1882年)雕版印刷。(13)

       文祥卒于光绪二年(1876年),那么他的《国史馆本传》应该修于1876年至1882年之间。但他的传由哪位国史馆编修所撰,却没有明确记载。《文文忠公事略》卷3《文祥自订年谱(下)》页末有“男熙治稽首泣续记、门下士陈宝琛填讳、门下士洪良品、姚协赞恭校”(14)字样,这三行字应有些传记作者的信息。熙治为文祥之子,其父仙逝,续记年谱,理所当然。门下士陈宝琛、门下士洪良品、姚协赞,说明这三人是文祥的学生,学生为老师的年谱“填讳”、“恭校”,也属正常。

       陈宝琛、洪良品、姚协赞是同治七年戊辰科同科进士(1868年)(15),那一年文祥“充会试副考官”,师生关系是确凿无疑的。三人均被授翰林院编修,陈宝琛后来还任过国史馆纂修,因此,国史馆的文祥本传出自陈宝琛之手是有可能的,学生给老师立传,应该正常。因此,《文祥国史馆本传》应是成书最早,《清史列传·文祥传》全文收录。

       《清史稿》的编写工作启于1914年,刊印于1928年,“取材以实录为主,兼采国史旧志及本传,而参以各种记载,与夫征访所得,务求传信,不尚文饰焉。”(16)对比一下《文文忠公事略》与《清史稿·文祥传》,后者少了大约一千字,但其文辞叙事基本一致,可以认为后者是前者的压缩版。

       行文至此,可以明确的是,关于文祥生平事略最早的材料,即为清国史馆《文祥本传》,《文文忠公事略》是单行本,被广为引用的《清史稿·文祥传》,其实是国史馆本传的缩写。那么,关于文祥“出入夷营”这个说法,最初应该是来自于国史馆本传这个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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