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69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17)04-0156-10 一般说来，随着清末权力重心的下移，以乡绅为代表的地方精英获得了更强的控制力和影响力，地方和中央之间的张力形塑了近代中国的权势结构。地方精英在清末民国时期不断以“自治”为口号，在挑战中央权威的同时亦扩充了自身的政治话语权，这一思潮直至“联省自治”的提出达到高峰。不过，正如罗志田教授所言，在近代中国参与构建乡里权力空间的地方精英未必都是“乡曲之士”，他们虽身处乡里却依然保持着“天下士”的自我定位[1]26。在中国读书人的思维里，“地方”和“天下”是同在一个依次递进的纵向结构中的，而地方知识精英的思想中始终存在超越性的维度[2]7-10。在近代中国地方自治的思潮下，“地方”是制度建设的载体，而以“天下”的视角来看，其制度化的体现则当属“封建”①。尤其在清代中后期，受到今文经学复兴潮流影响的一部分读书人，发挥“天下”和“封建”的制度想像，希望形成一套新的政治秩序②。同时，地方主义的发展不断在现实层面给传统精英提出新的问题，如何转化传统的“天下”话语以应对这些新问题，成为徘徊于新旧之间的读书人思考的重点，这一困窘一直延续到民国时代。这也意味着，要深入理解这一时期所谓“旧派”知识人，不仅仅要关注他们的文化表现，亦不能忽视其思想中的政治性和制度性③。宋育仁(1858-1931)正是这类读书人中颇有特点的人物④。本文无意对宋育仁的思想作一整体介绍，而是仅从其中与政治联系紧密的“封建论”入手，讨论宋育仁政治思想在清末民国时期的变与不变，以此折射近代中国读书人多元的政治关怀。 一 封建乃救时急务 光绪二十三年(1897)，宋育仁从驻欧参赞官任上卸职，随后经由张百熙举荐，回到四川办理商务。在这一时期，他接连在重庆、成都两地创办了《渝报》和《蜀学报》。维新潮流蓬勃之际，时人对新式报刊抱有极大的期望：“究新学也，达下情也，振陋风也，存公议也，动众耻也，凡所论说，皆天下之大务，救时之良言。”[3]11宋育仁则对报刊有更丰富的认识，他认为，西方报刊多与“教会、议院、学会、商会相辅而别行”，实际上代表了某一组织的思想言论，因此蜀地办报，就“不能专门而别居，要以宏问学之路，则以学为名”，要“论撰博采，而必反之于经”，最后“归重以卫教为主，明政为要”[4]8。基于此，《蜀学报》成为了成都尊经书院“蜀学会”的机关报。宋育仁提出，蜀学会的宗旨应“期以通经致用为主，以扶圣教而济时艰”，强调：“此会以经训为主，与祖尚西人专门西学者有别，至格物穷理，无分中外，临讲务求折衷至当，不得是彼非彼，率相诋諆，致长轻浮。”[5]1 “蜀学”本就是一个地域性很强的学术名词，尤其在近代，“蜀学”的提出隐然有与四川之外的学术主流相较量的意味[6]。这无疑是四川学人寻求自身主体性的表现。尊经书院都讲吴之英曾给蜀学的宗旨下一定义：“蜀何学，曰学周孔耳。乡之学者，肤寸而合，其于周孔，分络之筋脉，坚实之精髓，未或抉也。”同时在吴之英看来，蜀学以周孔之学为根基，并不妨碍其引进新学知识，“何以购西书报，何以采西说”，归根结底仍是“尊周孔也”，其逻辑则是“窥鸠巢者，非欲化鸠，怒其夺他巢而据之也，探虎穴者，非欲化虎，将欲得其子而缚之归也，勾践不履吴王之庭，不能老之甬东，康成不入何君之室，不能操其戈以伐之也”[7]6。原本和东南学界相比不那么“进步”的蜀学，在中西之间找到了独有的地位，宋育仁将这一思路总结为“复古即维新”：“欲兴其国，先修其政，欲修其政，先论其治，论治之纲在治官，治官之实在用贤，用贤之源在造士，造士之枢在讲学，学术晦盲久矣，举古今中外民于天地，必有与立，其依在教，我欲不易教而治，讲学必依教为根。君子反经而已矣，经正则庶民兴，岂仅富强而乐利。反经即复古，复古即维新。”[8]9正因为蜀学能严守周孔原典的精髓，所以能够在剧变之际担负起同西学分庭抗礼的责任，原本异于主流学界的一隅之学，通过在“复古”与“维新”之间独特的转换，跻身于中西对抗的前沿，俨然占据了超越地方性的“天下”之学的位置。 正是在此语境中，宋育仁展开有关“封建”的讨论。宋育仁在蜀学会会讲时提出：“封建井田，乃救时急务，非矫语高远也。画井分沟，既阻车马，不得径达，是平原亦可设险也。又人人皆有田，既便寓兵于农，且庐墓所在，不忍委去，去亦无所得食。而学校以牗其心，圜土以纳其情，周官已纤悉俱备。约而言之，国无游民而已矣。无游民则必富强，外侮何从入哉?”在会讲一开始，宋育仁就点出“救时”和“外侮”这一时人必须面对的问题。吴之英针对这一问题，提出：“既封建，当闭港永不通商，且将清理内地洋教”；宋育仁门生之一杨赞襄则认为，尽管吴说“痛快淋漓”，不过“闭关锁港，公法所禁，恐将骈诛洋士，授彼口实，腹地犹可，贻祸海边”，因此最好是“将居华教士护送出境，海中通商，毋许上岸，既不失自主之权，而外人亦可原谅”。接下来，吴之英又提出具体的封建规划，认为“封建必如汉初”，尊经学生邓守霞亦附和其说，认为历来认为诸侯跋扈，但实际上“卒赖其拒捍吐蕃、回鹘、契丹，武宣末世，亦颐指如意，几于中兴”；宋育仁则反对封建单位过大，指出：“余意以县为一国，不必封裂太大。”杨赞襄亦赞同其师，并指出“古今异宜也”，汉唐时北方民族“但知攻掠”，所以必须“大藩广封，足以抗御”，现今则“惟患不分”，理由是：“外洋之灭人国，不尚征伐，但挟其君以制其民，以尽夺其权而后已。今若以一省为一国，则彼但尽力攻取省城，挟其君以制其民矣。若分为千百国，彼岂能尽灭哉?”杨范九亦补充道：“彼取一县，必以千万人守之，多则兵尽，少则聚歼，封小国所以穷洋人之谋也。”吴之英对此尚抱有怀疑，认为：“沿海一带，岂能支持，国小力分，唯有大去耳。”宋育仁则相当乐观，称：“纵然奔溃，仍可恢复。”杨赞襄进而提出：“广浙七省宜以总督为民主，各县为君主，仍如畴昔节制，重兵巨财，皆掌于民主，民主择贤，君主世爵，洋人纵攻虏民主，众君主仍可另戴新君，庶不忧尾大不掉及西人挟以为质之弊。”[9]18-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