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 K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39-8041(2017)06-0164-09 一、引言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中国兴起了“五四”新文化运动，这次文化革新运动主要由蔡元培领衔的北京大学发起。在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之前，中国北方的新文化运动领袖如蔡元培、陈独秀、胡适等人都对美国心存好感。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新文化运动是在北京发起，但是这场运动在南部中国的舆论中心——上海也是拥有支持者的。其中，如黄炎培领导的江苏省教育会、张元济领导的商务印书馆，是中国南方当时最重要的教育、印刷和新闻机构。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与上海的这两家机构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①共同的传统教育背景和文化革新观念，使得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与江苏省教育会、商务印书馆等文化机构，在“一战”后期不约而同地致力于推进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事业。②在对外关系上，北京大学与上海的这两家机构还拥有一个共同的立场，那就是它们都一致推崇美国总统威尔逊所提倡的“威尔逊主义”。③ 威尔逊主义给“五四”前夕的中国知识界和学生界带来了“六个月的乐观”。④正是在威尔逊主义的感召下，1919年5月4日，北京学生游行到美国公使馆门口，高呼“大美国万岁!威尔逊大总统万岁!大中华民国万岁!世界永久和平万岁!”⑤五四运动的领袖罗家伦、傅斯年、段锡朋等北大学生的导师胡适也据此认为，“我们不能不承认那当日引起全世界人类乐观的威尔逊主义在当日确是‘五四’运动的一种源动力”。⑥在五四运动前夕，学界领袖蔡元培、胡适以及研究系的梁启超等人利用所掌握的学术话语权和新闻资源，竭力地在中国传播威尔逊主义，将威尔逊总统塑造成一个拯救中国的伟大的“救世主”。 有关“一战”时期威尔逊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长期以来中国史学界一直缺乏专门的研究，导致研究缺失的主要原因就是相关研究文献的不易查找，让研究者望而却步。⑦本项研究主要利用威尔逊总统的文件集以及“一战”时期的中国报纸杂志和亲历者的文献资料，尝试重建“一战”时期威尔逊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历史图景。 二、神话制造者：公共情报委员会与威尔逊主义的宣传 1917年，威尔逊总统带领美国参加“一战”。其后，他发表了一系列战争演说，这些演说内容构成了他的“威尔逊主义”。⑧威尔逊主义集中体现了他的救世理念，以及他充当人类救世主的远大抱负。为了让他的救世理念广为人知，威尔逊总统在1917年4月14日成立了一个专门宣传其主义的“公共情报委员会”(Committee on Public Information)。这个委员会中有三位主任是威尔逊的内阁成员，他们是陆军部长牛顿·D.巴克(Newton D.Baker)，海军部长约瑟夫·丹尼尔斯(Josephus Daniels)和国务卿罗伯特·兰辛(Robert Lansing)，另请著名记者乔治·克里尔(George Creel)担任委员会主席兼第四主任；克里尔是威尔逊总统的老朋友，早在1911年克里尔就支持威尔逊参加总统大选提名，其后一直与威尔逊总统保持密切联络。⑨由于这层关系，威尔逊总统在计划成立一个战时新闻检查机构时，克里尔就自然地成为他的合意人选。 1917年4月9日，威尔逊总统在与海军部长丹尼尔斯谈论战时新闻检查问题时，提出他将任命克里尔为即将设立的战时新闻检查委员会的负责人，并由军方提供协助。其后，丹尼尔斯负责与克里尔联络，积极筹划这个神秘的战时新闻检查机构的设立。1917年4月11日，丹尼尔斯写信告诉威尔逊总统，宣传委员会的设立已经准备就绪，就等待威尔逊总统的正式任命了。⑩同时，丹尼尔斯将克里尔准备的关于新闻检查委员会的备忘录提交给威尔逊总统。在这份备忘录里，克里尔首先向威尔逊总统建议，“新闻检查”(censorship)这个词过于敏感，颇有歧义，容易引起美国公众的反感，因此他建议不要使用这个词；克里尔还建议，为了避免公众的猜疑，应由一个民间人士来担任委员会主席，暗中获得美国陆军、海军和国务院的协助；最后，克里尔建议他已经物色50位著名记者担任委员会的成员。(11)4月12日，威尔逊给丹尼尔斯回信说，他“非常赞同克里尔的备忘录”，表示他可以立即任命克里尔担任委员会主席。(12) 公共情报委员会的设立，是一个集思广益的结果。如上所述，威尔逊总统最初的创意只是成立一个由克里尔领导的“战时新闻审查机构”，其主要职能就是负责新闻“审查”。但是，在酝酿的过程中，丹尼尔斯、克里尔以及国务卿兰辛等人进一步提出建议，他们认为应该将“新闻审查”和“新闻宣传”结合起来，两者可以相得益彰，更好地调动美国人民的参战热情，服务于美国的战争需要。在此背景下，公共情报委员会应运而生。1917年4月13日，国务卿兰辛、陆军部长巴克和海军部长丹尼尔斯联名给威尔逊总统写信，提议说：“美国政府当前最急需的就是美国人民的信任、乐观和支持，但是这种需要不是自然兑现的，它需要通过对公共事业的坦率而诚恳的宣传，才能调动民众对政府参战事业的支持热情。因此，我们认为，新闻检查和公共宣传这两大职能如果合二为一，将能产生更好的效果，为此需要成立一个公共情报委员会。”(13)4月14日，威尔逊总统批准公共情报委员会正式成立，由克里尔担任委员会主席；同时，威尔逊还授权国务卿兰辛参与公共情报委员会的工作，并让他在委员会的文件上签字。(14)对于兰辛的参与，公共情报委员会主席克里尔极不情愿。兰辛认为他是国务卿，他的签名应该放在海军部长丹尼尔斯和陆军部长巴克的前面。于是，克里尔嘲笑兰辛是一个“小气鬼”，丹尼尔斯和巴克听后，也“会心一笑”。(15) 作为公共情报委员会的主席，克里尔可以绕过国务卿兰辛、海军部长丹尼尔斯和陆军部长巴克，直接与威尔逊总统通信，商讨宣传工作。对于克里尔的工作请求，威尔逊一般而言都是“有求必应”。(16)公共情报委员会的职能就是宣传威尔逊总统的战争目的，是威尔逊总统与新闻界沟通的桥梁。1917年5月17日，威尔逊将克里尔撰写的公共情报委员会“对美国新闻界的声明”批改稿，返还给克里尔，除了细微的改动之外，他对这份声明稿非常满意。这份“对美国新闻界的声明”中，克里尔领导的公共情报委员会首次向外界公布了委员会的成立经过，公布了其目的就是“真实报道美国的战时新闻，获得美国公众的理解与支持”。(17)克里尔本人就是一位资深的杂志编辑和著名记者，他领导的公共情报委员会与美国新闻记者保持密切的互动，赢得了新闻界的信赖。对于克里尔杰出的宣传工作，威尔逊深表满意。(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