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话”东来:“红毛番话”类早期英语词汇书考析

作 者:

作者简介:
邱志红(1977- ),女,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北京 100006;qzh999@sina.com

原文出处:
清史研究

内容提要:

晚清英语在华传播过程中,“红毛番话”是较早记录英语单词或词组的小册子,最晚在19世纪30年代已经在广东出现,成为在民间颇为流行的教授学习广东英语的教材或工具书,直至19世纪80年代还屡有翻印和再版。本文以新发现的“五桂堂本”《红毛番话贸易须知》为切入点,通过存世的6种“红毛番话”刻本的对比,梳理了它们的翻刻轨迹、流布年代以及读者群等内容,并由此透视19世纪中西文化交流的特征以及早期中国人学习英语的历史图景。


期刊代号:K3
分类名称:中国近代史
复印期号:2017 年 09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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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K2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8587(2017)-02-0113-09

       英语在华早期传播,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历史课题。它不仅是明清以来中西语言接触问题中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整个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中极具基础性的内容。以洋泾浜英语,特别是早期洋泾浜英语——广东英语的研究为例,内田庆士、Kingsley Bolton、周振鹤、吴义雄、邹振环、黄兴涛等海内外学者,都对反映广东英语特征的“红毛番话”类英语词汇书有所利用和介绍。内田庆士甚至将其搜寻的5种“红毛番话”类英语词汇集(即大英图书馆所藏“成德堂本”、“璧经堂本”,巴黎国家图书馆所藏“荣德堂本”、“富桂堂本”,以及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图书馆所藏“以文堂本”)以资料集的形式影印出版,①Kingsley Bolton的著作也附录有大英图书馆所藏“璧经堂本”原本的影印全文,②使得研究者得以窥见这些早期英语词汇书的真容。缘此,存世的以“红毛番话”命名的早期英语词汇书刻本,学界基本判定为上述5种。本文拟以笔者在位于新西兰达尼丁市的新西兰长老会研究中心档案馆(Presbyterian Archives Research Centre,Knox College,Dunedin,New Zealand)新发现之五桂堂藏版的《红毛番话贸易须知》为切入点,对这6种“红毛番话”类早期英文读物进行整体性考析,进而以此透视19世纪中西文化交流的特征以及早期中国人学习英语的历史背景。

       一、从“鬼话”到“番话”:早期来华西人笔下的“红毛番话”

       明清以降,虽然封建王朝施行闭关政策,厉行海禁,西方天主教、基督教新教传教士仍继续寻求各种可能来华传教,与此同时,随着中外通商贸易的迅速发展,葡萄牙、西班牙、荷兰以及英、法等国的商人也先后来到中国的广州等地从事商业贸易活动。来华西人在传教与经商的过程中,开始了与中国人的接触与交流。从1637年第一艘英国商船来到广州,到17世纪中叶英国逐渐取得海上霸权,英语凭借权力优势逐渐成为世界贸易和外交的优势语言。传教方面,自1807年英籍新教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1834)来到广州之后,英语在欧洲亦逐渐取代拉丁文成为主流,而此时广州作为中国沿海唯一对外通商口岸的标签已经维持了整整半个世纪。上述种种情形构成了广东英语(Canton English)产生和发展的时代背景与社会基础。据美国人马士(Hosea Ballou Morse,1855-1934)在《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中的记载,广东英语作为中英商贸的通用语言大约诞生于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广州正式设立商馆的1715年。③此后,整个18世纪,一直到19世纪中叶鸦片战争前,广东英语在一个多世纪的中外关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构成了中西经济文化交流的语言基础。④“红毛番话”便是教授学习这种广东英语的民间读物。

       资料显示,最早留意到这类“红毛番话”词汇书并加以介绍和讨论的是来华的外国商人和传教士。在马六甲英华书院学习过中文的美国人亨特(William C.Hunter,1812-1891),19世纪20-40年代在广州做生意期间,曾在商馆附近的书肆购得一本名叫《鬼话》(Devils’Talk)的小册子。他对此本小册子的印象如此之深,以至于1882年在著述The‘Fan Kwae’at Canton before Treaty Days:1825-1844(《广州“番鬼”录》)时,还特别着墨介绍了小册子的封面,即画着一个身穿18世纪中叶服装的外国人——头戴三角帽,身穿宽下摆外套,马裤长袜,蕾丝褶皱袖饰,带扣足靴,手上拿着一根手杖。⑤亨特的《广州“番鬼”录》是研究早期中外关系史的重要参考著作,历来为研究者所重视,特别是其汉译本内容经常为国内研究者征引。值得注意的是,《广州“番鬼”录》英文本自1882年初版后,相继于1911年和1938年进行过再版。然而笔者参看英文版原文时发现,在描述《鬼话》小册子的封面时,1938年版的文字比1882年初版以及1911年版有所删减,⑥而被学者经常征引的“戴着三角帽,外配以有扣形装饰的大衣,手上拿着一根手杖”⑦的冯树铁的译文,应该依据的是1938年版。⑧上述有关《鬼话》封面细节描写的差异虽然看似无足轻重,实则却是反映早期中国人眼中英国人形象的重要线索。此外,根据亨特对《鬼话》内容所做的简略介绍,可以看出,该小册子在编纂形式上,是借粤语注音汉字与用汉字注出的英文发音合构而成;在编排顺序上,至少有单音字、双音节词和短句的分类。⑨

       1831年德国东方学家诺曼(Karl Friedrich Neumann,1793-1870)在好友德国新教传教士郭实腊(Charles Gutzlaff,1803-1851,1831年来华)的协助下,于广州等地大量搜购满汉书籍,带回德国的图书中就包括一本名为《红毛(番)话》的小册子。1840年德国汉学创始人硕特(Wilhelm Schott,1802-1889)对这批新图书进行清理并编目时,将其收录在《御书房满汉书广录》的“语言、文字与古礼”类中,并解释道:“这是一本交际用的英文词汇表。其英文单词不是用字母拼写,而是汉字注音,使用的是粤语方言。如英文come注音‘金’,因为‘金’在粤语里读kom,而不是像官话那样读kim。”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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