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善的話語權：中國十字會醫院與哈佛醫學校及氏駐華醫社關係探析

       [中圖分類號]K25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號]0874-1824(2017)03-0192-11

       一、引言

       1918年1月24日，中國紅十字會創始人之一的沈敦和在《申報》刊文闡述“中國紅十字會總醫院與哈佛合辦緣起”：“本總醫院為造就醫學人材起見，於宣統元年開辦。初由敦和自任院長，延英、丹、那威各國內外科醫生為教員，兼充醫院醫士。民國元年，美國哈佛大學擬設分校於中國，因見本會院宇器械並剖解室等一切設備適合醫學堂制度，請與合辦，以成一完備之大醫校，由哈佛每年補助銀九萬元以作經費。敦和得常議會之許可，遂與訂立合同七年。當經哈佛派胡醫士為院長，駐院管理校務醫務，敦和以副會長節制之。民國五年，本會與哈佛各學生先後畢業，遂將學堂停辦，專辦醫院，每歲除收入醫費三萬七千餘元外，尚缺經費四萬七千餘元，議由美國煤油大王在慈善基本金內如數撥助。此本總醫院先與美國哈佛合辦醫校，繼經美國慈善家補助經費之大略情形也。”

       這顯然是一個複雜的三方合作的歷史事件，沈敦和這段告白明顯是想澄清某些事實。近年對中國紅十字會的研究，成果堪稱豐碩。①但涉及中國紅十字會總醫院及其與哈佛醫學校的關係，至今未見到專門而完整的研究成果。②即便討論紅十字會醫療活動，對此也一略而過。④至於中國紅十字會總醫院與煤油大王——洛克菲勒基金會的合作與關聯，無論是在紅十字會研究還是洛氏基金會在華事業的研究中，均未涉及。在目前可見紅十字會出版的史料中，關於這段歷史的記載只有這則說明。然而，這個涉及三方合作的歷史問題，僅憑沈敦和的一家之言，能準確描述構勒出事件的全部面相嗎?其真實性和可信度究竟如何?

       歷史研究出現空白或許是源自於資料或缺，但是，座落在美國紐約市郊外泰端小鎮的洛克菲勒檔案館裡完整地保留了該會和哈佛醫學校及中國紅十字會總醫院合作的資料，這就為從合作的另外兩方角度考察這一事件提供了可能性。正如一位歷史學家所說：“在沒有遇到好奇的歷史學家之前，資料本身並不存在。”③本文的研究便是建立在那箱封存近百年的資料基礎上。

       梳理哈佛醫學校和洛克菲勒基金會與中國紅十字會總醫院的歷史關係，並非本文的重點。本文試圖通過對文獻與檔案的研究與分析，從矛盾的陳述中釐清史實，揭示中外三方合作過程中權力關係的轉換，三方對慈善與醫學教育關係的不同認知，由此探討掌握話語權的一方是如何在中國主導和重建慈善概念並付諸實踐的，思考何為慈善?如何行善?及其這七年的合作對中國紅十字會總醫院發展的長遠影響。

       二、培養西醫人才：中國十字會會醫院與醫學堂

       學界對紅十字會認識史的研究可謂汗牛充棟，但某些細節依然值得重新核實與梳理。

       首先，華人對紅十字會和醫生的瞭解遠早於紅十字會名稱和標識的出現。1874年《申報》預測中日將有一戰時，作《交戰時宜預籌保護人命》，言“相傳普、法兩國之搆戰時，共有一萬三千人，不受俸而甘心協力於濟治各傷病之士，既不分彼此，惟從中以濟治也……今我國何不亦召好善者……出青囊以處於兩軍之中者。”⑤“青囊”是中醫對華佗的尊稱，華佗曾作曹操隨軍醫生，此處雖未提及紅十字會，以“青囊”喻作紅十字會醫生，顯見作者知曉紅十字會機構和醫生。

       其次，1897年孫中山在倫敦出版譯著《紅十字會救傷第一法》，被公認為最早用中文對紅十字會知識的介紹。⑥事實上，早在1883年，北京同文館的學生們就瞭解紅十字會興起和創始人杜南的事蹟：“紅字會救濟被傷兵丁之事，本由同仁會而出。咸豐九年奧法相戰，有瑞國醫士杜南者歸自戰場，將目睹情形向會中述之，曰被傷兵丁數萬，軍營醫士照料不及，臥地被露所浸，以致漬爛而死。會友聞之莫不感傷，於是議另設會，專為救濟被傷之事，以紅十字為記，名為紅字會，轉告各國各遣使會議章程。”⑦這段文字出自同文館版的《西學考略》，作者是美國傳教士、京師同文館總教習丁韙良(W.A.P Martin)，以他當時在清政府的政治地位和交往的士人圈子，其影響力不可小覷。

       第三，最初出現在公眾視野裡的紅十字會標識和戰場救護，並非是在1894年甲午戰場，而是1888年7月19日在上海仁濟醫院進行的一場公開的學生考試。台灣慕德醫院梅威令(W.W.Myers)醫生率領其培訓的三位中國醫學生，李荃芬、陳呈棨和吳傑模“試演軍營救療之法”：“梅君率其徒三人，並有佐助者一人，合為四人，如法試演，奔救援拯，其捷如風，其應如響，其平日之教練認真於此可見。”⑧四人臂配紅十字袖章，腰佩利刃，擔著躺有傷兵的擔架演示戰場救護術，此有梅威令的照片為證。⑨主辦方上海工部局“請在滬各醫生公同評駕，給予憑據，俾得行。”⑩親臨現場的上海道關直憲、中西醫官和記者自然見識到鮮明的紅十字會標識。公眾則由媒體介紹而知梅君和紅十字會，“泰西各國皆有隨軍醫士，照萬國公法之例，雖在兩國交綏之時，而此輩隨軍醫生自成一隊，另有號衣，兩軍皆不得犯之。”(11)十年後《申報》再憶當年場景，依然清晰記得“左手持紅十字小旗，肩荷藥籠醫具，衣袖亦以紅十字為記號。”(12)